黄河中下游农耕区的形成、发展和兴衰变迁
黄河流域的农耕业最初主要发生于中下游地区，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加之疏松易耕的黄土冲积层，自然条件适宜经营农业，故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社会开始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但这时人口稀少，生产工具原始落后，农业仅作为渔猎、采集的附属部分而存在，被开垦出来的土地只是聚落周围狭小的一块。从黄河流域的景观面貌来看，这时的农田只是散布在莽原中的小片点状区域。
夏、商、周时代的农业虽然摆脱了原始阶段，但由于人口稀少、工具原始，土地开发能力仍很弱。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农业工具金属化和耕种技术的提高，因自然条件的影响，逐渐形成关东和关西两大农业区。
（一）关东农业区。古代中国以黄河中下游崤山、函谷关为界分为关东（或称山东）、关西（或称关中、山西）两大区。关东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为伊、洛、河、济四水交会的相当于今洛阳为中心的大河南北地区，亦即历史上所谓“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因为它东连华北平原，西接关中盆地，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20世纪70年代在今河北武安市磁山和河南裴李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已有了农业的痕迹。磁山遗址还发现了粟的遗存，从出土的农具和加工工具来看，当时农业已从原始的火耕刀种阶段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裴李岗类型遗址还在密县、登封、鄢陵、新郑、郏县一带发现。裴李岗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作物有粟。据碳14测定，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存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这说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国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顶端，也即华北平原西缘与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的交接处，已进入了农业社会。时代稍后的仰韶文化期的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遗址都有村落、房屋和粮食遗存的发现，反映当时已过着定居农业生活。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2700年左右）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特征。这时期遗存发现较多的有以潼关为中心和以洛阳、郑州为中心的两个地区，农业已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工具已较仰韶期有了改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发现的王湾类型和安阳后冈类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农业工具有明显改进，农业生产水平显然比前一阶段有所提高。偃师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年代与夏朝纪年大体一致，因而有不少学者认为就是夏文化。如是，则中国最早的国家，就在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豫西、冀南山麓地带兴起的。
关东地区的农业是从山麓地带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的。二里冈遗址和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以及河北邢台、邯郸、磁县、藁城、曲阳、涿州、永年、灵寿、石家庄等地发现的商代遗址，正分布在豫西山地、太行山东麓一线的山前冲积扇上。安阳殷墟位于豫北、冀南的河（古黄河）、漳冲积扇上，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农业地带，商人在此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已出现黍、麦、禾（粟）等农作物和不少农田垦殖的记载，这里无疑已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一个农业中心。王充《论衡·率性》说：战国时代魏国西门豹、史起先后引漳水灌田，使河北临漳县西南邺城一带的土地，“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由于农业发达，西汉时漳河上游的魏郡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种农业发展势头保持到公元3世纪不衰。东汉末年曹操定都于邺，在战国水利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晋左思《魏都赋》描述邺都附近的农业是“水澍梗稌（稻），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藩庐错列”，一片富庶农业的景象。以后十六国后赵、前燕，北朝的东魏、北齐因相沿袭建都于此，均与当地农业发达有关。尽管隋文帝杨坚灭北齐毁了邺都，但其所在相州（治安阳）境内农业在唐前期曾修了六条人工渠道引漳河、安阳河进行灌溉，可见农业还是相当发达的。
平原北部永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农业起源也很早，但早期发展缓慢，可能与当地气候条件有关。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只说燕国“有鱼盐枣栗之饶”，没有强调粮食生产。不过从燕国境内出土的大量铁制农具看来，战国时燕国农业水平不低。另外，在今河北新城、涿州一带有个督亢陂，在战国时为燕国境内富饶的农业水利灌区。荆轲刺秦王，献的就是督亢地图。东汉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堪在今北京市顺义县境引白河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北京地区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以后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年）驻守在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的征北将军刘靖在石景山南㶟水（今永定河）上，筑戾陵堨，引㶟水开车厢渠东入高梁水，又东注入㶟水，灌田2000顷。不久又自车厢渠引流注入鲍丘水（今白河），灌田万余顷。这是永定河、潮白河冲积扇上大规模开发水田的先声。以后北魏、北齐、唐代都曾在此基础上整修过督亢陂、戾陵堨、车厢渠等水利工程，发展水田，成效显著。
河北平原中部地区，由于古代黄河在未筑堤防前的自由泛滥，造成平原内部到处是沼泽洼地，人们很难在此定居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商、周以至春秋时代，平原中部长期存在一片极为空旷的人迹稀少的地区。战国中期以后，黄河下游修筑了堤防，湖泊沼泽逐渐排干或缩小，人们开始在宽阔的平原上进行耕种。秦汉时农耕业已相当发达，东汉以后人口逐渐增加，农业迅速发展，成为黄河流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东汉末年，董卓举刘馥为冀州牧，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24]三国时“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25]《齐民要术》中反映北魏时河北平原的农业技术已相当发达，农作物品种繁多，有黍、粱、大豆、小豆、麻、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瓠、芋、韭、葱、苜蓿等20余种。直至唐安史之乱前，平原中部水利建设十分兴旺。河北地区人口众多，唐代瀛州（今河间地区）每县平均人口在13万以上，是河北诸州中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总之，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河北平原上的农业是从太行山东麓向东部平原地区逐渐推进的。到了8世纪中叶唐安史之乱前，河北平原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隋、唐前期运往长安、洛阳的漕粮主要产于本区。但是从安史乱后，河北平原经过长期的战火兵燹，再加上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引起的环境恶化，因战争而造成引漳灌溉系统的破坏，漳水泛滥频繁，土壤严重碱化。《宋史·王沿传》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千里，古号丰实。今其地，三为契丹所有，余出征赋者，七分而已。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尤其是战国以来冀南地区的农业中心邺城一带，变化最为明显，北宋中期熙宁年间邺县被废为镇，当与该地的农业凋敝有关。永定河、潮白河流域在辽代是该国境内主要农耕区，“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华出”。[26]近年在北京地区出土的辽代铁制农具充分体现了当时农业精耕细作的特点。金人占据河北平原后，迁入大批猛安、谋克，而这些猛安、谋克部民基本不事耕耘之事，如山东、大名等路的猛安谋克，“骄纵奢侈，不事耕稼”。[27]“春则借农以种，夏则借人以耘，冬则借人以收。”[28]不仅自己不从事耕种，还“伐桑枣为薪鬻之”，[29]虽然在太行山麓部分地区，还呈现“桑枣相望”的现象。[30]但总的说来，原先农业发达的河北平原在农业生产进程中仍有退化的表现。[31]元代据有河北、山东，因腹里之地驻守大批蒙古军、探马赤军，需要大量马匹，不少农耕地被辟为牧场。[32]宋亡以后，“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33]元朝的虞集、脱脱先后提出在京畿地区招募南人种植水田，解决南粮北调问题，曾取得短期效益。明朝徐贞明、徐光启也曾在京津地区开发过水田，取得一定成效。但结果均因水资源缺乏和权贵们的阻挠，效益并不理想。宋代为阻挠辽骑南下，曾在宋辽界河以南从保定至渤海的几百里狭长低洼的塘泊地带，浚沟洫，置堤堰，开辟稻田，以冀达到既生产军粮，又做军事防线的双重目的。虽曾收到短期效果，但以后辽骑不断南下，战争不止，再加上黄河屡次北决，堤堰被毁，积水难排，水利变成水害。元明以后，平原东部卫河淤高成为悬河，平原中部积水惟天津一处入海，下泄不畅，致使土壤盐碱严重。清代雍正三年至七年，在怡亲王允祥的主持下，曾在海河平原上大力开发水利，设立京东、京南、京西、天津四局，开辟公私水稻田38万余公顷，取得一定成效。但好景不长，雍正八年允祥逝世，人去政息，“司局者无所承禀，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为举废”。[34]河北水田之事，自告罢废。
黄淮平原介于豫西山地和鲁中山地之间，在古代又可称为兖豫平原。这里的农业发展也是首先从东西两侧山麓地带向相对方向发展的。夏文化中心大致在今河南颍河上游，农业生产起源很早。故早期人口众多，西汉时在这里设置的颍川郡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颍川郡辖境相当于今河南许昌、平顶山、登封、禹县、鄢陵等10多个市县地。西汉时置有20个县，有43万余户，211万余人口。其中阳翟县近5万户，口数竟达26万。而1982年鄢陵县人口也只有48万。由此可见2000年前人口密度之高，如果没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水平是不能维持如此众多的人口的。东面的汶泗水流域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前4300—前2400年）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作物以粟为主。以后发展成典型的龙山文化。这些原始文化的遗址多分布在傍山近水的山谷平地和河流两岸。先秦时代汶泗流域就有很多良田，如“汶阳之田”、“龟阴之田”等。当时鲁国是“颇有桑麻之利”的农业发达区，粮食作物“有稷有黍，有稻有秬”。[35]豫东、淮北平原气温、降水优于河北平原，《管子·治国篇》说：“常山之东，河汝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史记·货殖列传》说：“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在豫东、淮北平原上大兴水利，农业明显改观。到了汉昭帝时（前86—前74年），宋、卫、韩、梁等地，即今河南濮阳、开封、商丘一带，已是“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36]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兖豫平原因黄河泛滥达70余年之久，农业曾一度衰落。不过经明帝时王景治河以后，黄河有了固定的新道，河济之间包括兖豫平原，“渐就壤坟”。[37]再有政府招抚流民，奖励开荒，经营水利，黄淮平原农业再度恢复。其中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汝南郡的鸿郤陂，灌水田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38]东汉一代十分重视黄淮平原上的水利设施，大力推广水稻种植。到桓帝时“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39]黄淮平原成为人口密集的地区。魏晋时期，黄淮平原长期成为战场，遂使土地荒芜，农业凋敝。但当南北战争稍有停息时，只要政府予以关注，农业即可恢复。如曹操在许下的屯田，邓艾在淮颍南北的屯田，都曾取得显著效果。进入十六国北朝时期，则黄淮平原农业明显衰落。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水利设施的失当，[40]另一方面则是入居民族的习性，曾将原先农耕地辟为牧场，如北魏时曾将大河南北千里之地辟为牧地。[41]直至唐代黄淮平原再度成为粮食生产基地。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北宋时期黄淮平原农业已趋衰落，当时地处黄淮平原的“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陈泽之迹，迤逦犹在。……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42]张方平说：“淮阳、许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旷，地力不尽。”[43]熙宁年间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兴修水利，引黄灌淤，招徕户口，开辟农田，但未见显著成效。原因是北宋在开封京畿附近驻扎重兵，又抽不出大量劳动力来修复水利，总的是劳动力不足，致使黄淮平原的农业未能恢复旧时的繁荣。金代以后，黄河长期南泛夺淮入海，黄淮平原上水利系统全遭破坏，河流淤浅，陂塘填平，农田灌溉受到严重影响。又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逃亡，“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44]“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45]直至金亡，黄淮平原农业始终处于不景气状态。元代在发展黄淮平原农业生产上曾有所作为，一是兴屯田。据记载，在黄淮平原上曾开屯田450万亩。[46]二是兴水利。不过为时不久，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至正年间，“两淮以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47]明清时期黄淮平原因黄河的长期泛滥，土壤沙化严重，再兼水旱不时，灾情频发，农业生产日趋衰落，成为全国贫困地区之一。
综观黄河下游平原农业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说明宋代以前由于整个黄河流域环境尚未破坏，故虽然战争纷纭年代农业一度衰落。但当政治稳定，政府注意发展农业，不久即可恢复至战前盛况。宋代以后，整个平原环境遭到破坏，虽当权者曾致力于招徕户口，开设屯田，兴修水利。无奈环境日趋恶化，在科学技术没有质的突破条件下，已无回天之力，农业衰落已成必然之势。
（二）关西农业区。本区主要指渭河平原或关中平原。据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茂，土壤肥沃，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居住。仰韶文化型半坡遗址的先民已过着定居生活，生产以农业为主，出土的农具有700多件，还有粟米和菜籽的遗存。他们还饲养了家畜，兼营渔猎。当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初期原始阶段。关中平原农业初具规模是在周人古公亶父从陕西彬县、郇邑一带迁至周原以后开始的。周原位于关中平原西部，西起汧河左岸，东濒漆水河，北倚岐山，南临渭河，沣河贯其中，为农田灌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周人原为从事农耕的民族，至此更勤于开发，芟除杂草，开辟新田，使当地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据《诗经》、《史记》等记载，西周时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田管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农作物中有适宜于北方水地的黍、稷、粟、麦、豆，此外，还种植了水稻。西周之所以能灭商，有雄厚农业生产基础的关中平原为后方根据地，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春秋时期，关中平原的农业继续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公元前647年，秦国拿出大批粮食解救晋国的饥荒，说明关中平原已经有了充足的储粮可以向外输送。进入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秦国商鞅变法推行的奖励农垦的政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扩大了耕地面积。例如当时规定“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48]使不少荒地被辟为农田，增加了粮食生产，关中平原由此最早获得“天府”的誉称。秦统一全国前，关中平原出现规模最大的灌溉工程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49]汉武帝时又在关中平原兴修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等，使渭河两岸的土地都得到良好的灌溉。长安附近被称为“天下陆海”，“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50]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西汉中期的铁犁铧，出土最集中的是关中平原；赵过代田法首先在关中推行；《氾胜之书》所反映的是西汉后期关中地区相当高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些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汉中期以后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在全国是第一流的。从主要粮食作物品种来看，西周时代关中粮食作物以黍、稷为主，战国时以菽、粟为主。汉武帝时董仲舒还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可是成帝时《氾胜之书》中谈到种麦的地方很多，这正是关中地区农业水平提高的反映。
西汉以后，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两次严重破坏。一次西汉末年的王莽之乱，“长安为墟，城中无行人”。[51]关中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次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长安地区成为战场，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以致“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52]原来京师附近三辅地区有民居数十万户，“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53]魏晋十六国北朝时，对关中地区农田水利有所建树，对农业生产的复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已远不如秦汉时。
圈10-2 汉代关中水利工程图
隋唐时期关中再度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农业生产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唐朝前期在渭河南北修复和扩建的汉魏以来的旧渠和新开凿的灌溉渠道为数不少，但效益却不理想。如修复的郑国渠和扩建后的三白渠，在唐前期所灌溉的农田面积仅秦汉时代的1/4弱，而后期仅及1/7。所以当时关中虽仍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供京师”。[54]而东部黄河下游平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从东部地区转运粮食以供京师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隋炀帝时事实上的首都在洛阳，唐高宗以后很多帝王趋食洛阳，就是为了迎就漕运之便。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农业未能再度振兴的原因有三：一是人口骤增。如天宝初年京畿道人口达300余万，而可耕地均已开辟，扩大耕地面积比较困难，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55]二是环境开始恶化。秦汉以来对泾渭北洛河上游的过度开发，使水土流失严重，泾渭北洛河含沙量渐高，引以为源的人工灌溉渠道易遭淤浅，灌溉作用减弱。如唐时郑国渠在石川河以西河段已经淤废。宋代郑国渠渠口淤高，泾水难以进入，水源缺乏影响灌溉作用。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可能已经发生。三是关中地区为王侯权贵之家集中地，他们利用权势在渠道旁竞造私家碾磴，耗费水源，使渠流梗涩，水利效能减低。永徽六年（655年）雍州刺史长孙祥奏：“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磴，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顷。”[56]虽经多次下令拆毁，但未几即修复，收效甚微，直至唐末依然如故。
宋代建都开封，开始时对关中地区水利建设的重视不如唐代，以后也曾修复郑白等渠，盛时灌溉面积达三万余顷，[57]庶几可及西汉盛时。但当时关中地区位近宋夏边境，驻扎大量军队，粮食需要量很大，给关中农业增加很大的负担。虽有研究者认为：宋代关中的农业水平在陕西乃至整个北方黄河流域仍居领先地位。[58]但与唐代相比，无疑是逐渐衰落了。
金元时期对关中地区的郑白渠都有过修复的举措，对关中的农业复苏和发展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灌溉的作用已远不如前。《元史·河渠志二》：关中地区“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关中地区气候干燥，无水利不能发展农业，灌溉系统破坏后，农业发展必然大受影响。明代关中地区水利工程大多残破，“堤堰摧决，沟洫壅潴，民弗蒙利”。[59]清代关中农田水利较为注意，特点是小型灌溉工程普遍开展，成为西北地区重要小麦产区，但其在全国的地位已不能与汉唐时相比。晚近以来关中地区仍为西北重要农业区，以生产小麦为主。但旱灾频仍，与水资源缺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