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经济重心南移
长江流域的农业文明起源也很早，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进入原始农业的阶段。在长江中游发现的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约9000年，其时已有稻作农业，时间上还早于华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重庆巫山县的大溪文化遗址，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社会经济生活已以稻作为主，渔猎、采集处于辅助地位。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000年，稻作农业在生产中占主要地位。至于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其他如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都表明当时均以稻作农业为主。但是在以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的进程上落后于黄河流域，这与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力不足有关。现根据不同的发展历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上游成都平原、中游两湖平原、下游太湖平原和东南丘陵三部分进行叙述。
（一）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的历程。成都平原是我国古代主要农业区之一。根据传说和文献记载，最早进入农耕时代的是蜀人。蜀人是氐羌的一支，早期居于岷江上游，以后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大约到了西周至春秋中期，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以汶山为畜牧”。[60]成都平原开始进入旱地农业阶段。战国时期蜀王开明又在成都平原发展了水田。通过杜宇、开明两代的经营，成都平原这一小块旱地、水田、池泽斑驳交错的小块农区，终于建立起来了。[61]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蔬食果实之饶”。[62]战国后期的成都平原已是富饶之地，为秦国所垂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后置蜀郡。前308年秦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船万艘，米600万斛，顺江而下伐楚。可见当时成都平原农业基础的雄厚。秦惠王时还向蜀移民，迁入临邛的赵国卓氏和山东程氏，发展了蜀地的冶铁业，将中原先进的铁制农具带入蜀地，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修，奠定了成都平原旱涝保收的基础。“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63]汉文帝时蜀守文翁又扩大了都江堰灌溉系统，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西汉末年成都一县有户7.6万，仅次于首都长安县（8万），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户口记载的10个县中占第2位。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水田陂塘的陶制模型和汉画像石，都反映当地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自汉以降，山东、江南有灾，往往下巴蜀之粟赈饥。中原有乱，就有大批人口徙避入蜀，但从未闻有人满粮缺之患。《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东汉末年成都以北的绵竹、雒县（今广汉北）一带，水田亩收30～50斛（汉一斛合今28.8公斤）。此数字与实际情况比可能偏高，然当地农作产量较高是可以肯定的。东晋南朝时，时人仍称“民物殷阜，蜀土安说”。[64]粮食生产发达带动其他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繁荣，“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值数百万者”。[65]时“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聚蓄，多者致万金”。[66]北周时，蜀土饶沃殷富，已成为“军国所资”，武帝之所以灭北齐，大约亦受惠于此。[67]唐代前期在川西平原上大兴水利，“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68]于是蜀地“人富粟多”，“土腴谷羡”。唐时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莫不取于蜀。[69]安史之乱，中原衣冠士庶大批入蜀，“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蜀人”。[70]这无疑是给成都平原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大压力。于是只有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才是唯一出路。畲田的大规模出现正在这个时候。[71]五代时期割据四川的前后蜀政权府库充实，粮食价格下降至“斗米三钱”。[72]后唐平蜀时，得储粮253万石。[73]小小蜀国竟有如此多的储备粮正是农业经济十分发达的反映。宋代在四川地区（此处主要指成都平原）大修水利，唐代以来旧设水利工程基本修复。同时由于人口增加，荒闲地均已垦辟，耕地不足的矛盾开始出现，唯有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复种指数当在130%～150%左右。[74]《宋史·地理志》说成都平原的农业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自13世纪开始的宋蒙战争，使成都平原的农业受到严重摧残。蒙古兵的屠戮，使“西川之人，十丧七八……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地。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75]农业人口损失殆尽，田土荒芜，五谷难收。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农业人口增加，再加上水利设施的修复，农业渐有恢复。到明末四川又遭一次严重兵灾，人口大量死亡。清初康熙年间，蜀土“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惟见万岭云连，不闻鸡鸣犬吠，伤心蒿目，无过此者”。[76]于是出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又大兴水利，大致到了乾隆年间，川西盆地的农业再度兴盛，成为全国粮价最贱的产米之乡。[77]
综观成都平原农业发展历程，自然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历史时期历经战火的创伤以及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过程。但只要有一定的政治稳定时期，由于其水利条件优越，特别是经元明清三代反复修建的都江堰工程，水利效益不断提高，使成都平原成为中国2000多年来唯一长期保持稳高产的主要农业区。
（二）荆湖平原农业发展的历程。荆湖平原指今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这里农业发展较晚。在古代位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还布满了湖泊、沼泽，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洞庭湖区尚处于河网切割的低洼平原。由于地势低洼，河湖密布而饱受水患之扰。暖湿的气候，茂密的亚热带植被，密布的河湖水系，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都成为当时人们开发利用的障碍。秦汉时期所谓的“江南”，两湖平原为其主体部分。《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亦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总之，当时两湖地区人口稀少，农业开发不足，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宋以前荆湖区的粮食生产主要依靠洞庭湖平原南缘以及衡阳、永州所在的山间盆地，这时江汉平原大部分还处于湖泊、沼泽状态，由于劳动力缺乏，失于整治开发。宋代荆湖地区人口仍然稀少，而劳动力缺乏是造成整个地区农业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洞庭湖平原上的岳州，也存在“土广人稀，开垦未辟”。鄂州一带平原旷土则“虽有陆地，不桑不蚕，不麻不渍”。土地利用率很低。荆湖地区一般“陆田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菜，不复种禾，水田仍种禾”，水旱复种之制并不普遍。[78]每亩田产量远较太湖地区为低。直到南宋淳熙年间范成大由四川顺江东下，经江汉平原时，仍见这里“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俗称“百里荒”。[79]平原边缘地势稍高的地方虽已开垦，也因“耕种灭裂”而收成微薄，即使丰年也“仅足赡其境内”而已。[80]宋代朝廷为各路规定的和籴粮米数额中，以江汉平原为主的荆湖北路仅35万石，在两江、两浙、两湖六路中最低。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变荆湖北路旷土弥望的局面，从北宋开始，朝廷就实行鼓励狭乡之民到荆湖垦荒的政策，于是由吴越、巴蜀等地流入荆楚的人户，成为当时人口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进入荆楚的人户主要从事农业垦殖，苏辙在《襄阳乐》诗中生动地描写了由两浙移至江汉平原北端襄阳一带的越人，为当地人耕种水田的情景，“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泽中多水原上干，越人为种楚人食”。
南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到两湖地区，对两湖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潭州一带农民开始多种早晚两季稻，潭州城城内居民达十余万户，其附近地区的农业必然有一定的规模。原称人口稀少的龙阳县，“乡村民户无虑万家，比屋连檐，桑麻蔽野，稼穑连云，丁黄数十万”。[81]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中指出，到了元代两湖地区的人口有明显增加，天临（治长沙）、常德（治常德）、澧州（治澧县）等路生齿日繁，人口皆在百万以上。元代初年从湖广海运粮不过十数万石，后增至数十万石。海运粮主要出自行省北部的两湖地区，尤以湖南为多。天临路人口密集，农业发达，成为漕粮重要来源地。
荆湖的开发与垸田的兴起是同步进行的，据考证，垸田的兴起大约在南宋端平、嘉熙年间，即13世纪30年代前后[82]。这时已属南宋后期，从这一时期经元代，垸田缓慢地发展着，直至明清才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明至清前期是垸田全面发展的时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都得到开发，在垸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粮食生产自明中后期开始显示其作用。大约万历初年由汉口出发，输送到各地的粮食多了起来，湖广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省。清康熙、乾隆年间汉口成为长江沿岸四大米市中最大的一个，湖南、湖北以及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的余粮都汇集到这里，再从这里顺江而下，输送到各地，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中指出，接受两湖余粮的有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甘肃、山西、直隶等省，范围遍及南北，湖广成为当时粮食输出大省，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
其实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粮食生产主要在湖南。乾隆年间就有人说：“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郧阳多处万山之中；荆州尚须由武汉拨济兵米；德安、襄阳、安陆其地多种豆、麦，稻田亦少；武昌所属，半在山中；惟汉黄两郡，尚属产米。”[83]从文献记载看，湖北产米的地方并不多，有时还需湖南接济，故清人云“自湖北以至江南一带，俱仰赖湖南之米”。[84]在湖广外运的巨额稻谷中，湖南起决定作用，故乾隆干脆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改为“湖南熟，天下足”。[85]湖南、湖北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有些不同，若以水田和旱地的比例来看，湖南水田约占全省耕地的93%，湖北仅占56%，造成这样比例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出许多方面，其中洞庭湖区水田相对比例低却是一个极具地方特点的原因。洞庭湖区地势低洼，易受水涝，夏秋间水涨，对水稻生产危害极大，但冬小麦的生长期却避过了夏秋，因此这里因水不能种稻的地方，却能种麦，自然增加了以小麦为主的旱地粮食作物的比例。[86]有的学者指出，入清以来，两湖地区人口与耕地的变化趋势直接影响了稻米的输出，从乾隆二十六年至道光三十年，90多年中湖北人口增长了3.2倍，而湖南仅增1.3倍；从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湖北耕地面积只增长8.3%，湖南却增长了147.6%，这样的人地增长比例，必然影响到余粮数额，造成稻米输出量的差异。[87]
荆湖区内以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湘江流域的河谷盆地为主的稻米输出，至康熙、乾隆年间达到高峰，乾隆年间以后随着堤垸管理不善、人口不断增加，再加上森林砍伐、围湖造田引起水灾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以垸田为基础的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输出稻米数额开始减少，人们逐渐淡于提及“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
（三）东南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本文所谓的东南平原地区主要指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据多年考古证明，本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已是以种稻为主的农业经济文化。余姚河姆渡遗址有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秈亚种晚稻型水稻。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之一，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米实物遗存之一。据有关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气候条件温润，雨量充沛，地表保留着大片原始森林，湖沼洼地密布，野草荆棘遍地丛生，野生动物出没无常。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在铁器农具尚未使用之前，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开展是不可能的，因而渔猎、采集经济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经济发展进程缓慢。早期越族还处于“随陵陆而耕种”的迁徙农业阶段。直至春秋时代，东南农业才有了明显发展，据《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太湖地区农业无论在组织、规模、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农作物有粢、黍、赤豆、稻、粟、麦、大豆等粮食以及桑、麻和各种蔬菜，农家还饲养家畜，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人口稀少，整个东南地区还处于司马迁所说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的情况。
两汉之际，东南地区农业人口大幅度的增加，铁器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在宁绍平原修建的鉴湖是当时东南地区最大的灌溉工程，溉田九千余顷，就是农业发展的典型例子。建安以来，中原人民“避地江南甚众”，[88]为东南地区提供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三国吴建国东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废郡县之吏，置典农、督农之官”，利用北来人口和将山越人移至平原列为编户等增加劳动力的办法，在太湖流域大兴屯田。土地得到较大的开发，农业和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正如左思《吴都赋》所谓的“四野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窳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以后东晋南朝北方人口大量南移而引起大规模兴办水利，开辟农田，使东南地区由原来的“地广人稀”变为“土地褊狭，民多田少”的农业发达区。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田价上涨，东南地区的“膏腴上地，亩直一金”。[89]刘宋时东南有大批粮食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所谓“自淮以北，万匹为货；从江而南，千斛为货”。[90]梁天监四年（505年）“米斛三十”。[91]南朝末年东南地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呈现了一片富庶景象。[92]
隋唐统一后，黄河流域农业一度得到复苏，而东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势头未减。安史乱后，中原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东南，加上水利设施的普遍兴建，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能力，使之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所在。时中原王朝依赖的漕粮主要来自东南地区。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十居九。”[93]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之计，仰于东南。”[94]东南尤以常、苏、湖三州为最。唐末苏州人陆龟蒙著《耒耜经》，专讲农具制作，说明当时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五代吴越钱鏐时对太湖流域水系作全面的整治，形成了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的灌排系统，又结合太湖流域的环境特点，大力修筑圩田；在纵横交错的渠道之间，各自为圩，圩圩相接，形成一片圩田群列，“旱涝不及，为农美利”。[95]于是“百年间，岁岁丰稔”，[96]“民间钱五十，可籴白米一石”。[97]
两宋时期东南人口高度密集，两浙地区人口“百倍常时”。由此造成耕地不足，正如苏轼所说：“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98]于是围湖造田、垦殖海涂成为一时风气。丹阳的练湖、绍兴的鉴湖、上虞的夏盖湖、余姚的汝仇湖、鄞县的广德湖都是在这时被围湖成田的。时吴中一带“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99]另外，北宋时占城稻首先传入东南地区，又为进一步扩大耕地提供了条件。南宋时北人南来，习食小麦，南方政府为鼓励农民种植小麦，“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相春稼，极目不减淮北”。[100]苏州地区一般农家均推行稻麦复种制，“刈麦种禾，一岁再熟”，[101]亩产大为提高。当时苏、常、湖、秀（今嘉兴地区）四州是“国之仓庾”。[102]北宋时运送京师开封，南宋时近输行在临安的粮食均取于此。除了输往京师的漕粮，太湖平原还是东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供给地，其中杭州城、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福建、淮南都需要从太湖平原输运粮食，故当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元代太湖地区圩田仍十分发达，税粮为全国之首。平江地区（今苏州地区）南宋时岁办粮仅28万余石，而元代则高达88万余石。[103]元时“转输京师，多资东南，居天下十六七”。[104]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粮食产量明显提高。明成化年间各地运粮至京师400万石，南粮占80%，而苏、松、常三府又占南粮中的大部分。所以明人谢肇淛说：“三吴赋役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105]清康熙年间在苏州地区推广双季稻，亩产增加，成为政府最关注的农业区。不过明清时期太湖平原一带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转变，棉花和蚕桑经济作物在广大农村产业中占很大比例，粮食作物反而退居次要地位。由于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太湖平原所需粮食当地往往不能自给，这时太湖平原已由原来的粮食输出地变为粮食输入地。在明末清初长江沿岸的四大米市中，设在太湖平原的苏州米市就以接纳来自中上游的稻米为主，成为这一地区的粮食供给中心，故康熙皇帝明确指出：“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106]随着太湖平原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代之而起的是江汉平原。然而东南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在全国仍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