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统一王朝疆域的形成和变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两汉共400年（前221—220年），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疆域规模基本奠定。因此这一时期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有开创性意义。
秦王政（统一后称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即统一六国前一年，平定楚国江南地（即吴、越旧域），设会稽郡，有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大部分地、安徽东南小部分地；又并闽越和东瓯，置闽中郡，有今福建全省和浙江东南部地。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7年，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军50万，南逾五岭，统一了南越和西瓯地区，置桂林、南海、象三郡，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二省。三十二年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河套以南地，古时黄河干流走今乌加河）；次年又使蒙恬渡河，拓地至阴山，沿河筑城，在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并置四十四县，徙有罪的人充实之，将匈奴势力逐至阴山以北。于是将战国秦、赵、燕以及秦始皇时代所筑的长城重加修缮和连接，形成“起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秦长城。历史文献记载秦代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回归线以南），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5]秦始皇时代还开筑了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至曲靖地区的五尺道，控制了当地的邛、笮、冉駹等部族国家，将政治势力深入到了云贵高原，因为秦朝统治时间短促，未及设置郡县而亡。
秦代统一帝国疆域的形成，是战国以来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中期以来各国竞相变法自强，大力发展农耕业。秦国和东方六国都处于温带、亚热带地区，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都比较适合农业的发展。战国以来各国开始十分注意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收成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生产方式的认同，减少了统一期间的阻力。同时对中原华夏文化的认同，也为统一事业在人文方面创造了条件。在春秋时代，秦国僻在西隅，“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但对西戎还是以“中国”自居。[6]楚国在西周末年自称“蛮夷”，到了春秋末年则以“华夏”自居。其他处于中原之间的各小国，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融合，都已华夏化了。所以秦始皇统一后很快就进行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历法的统一，并未遭到什么阻力。这正说明秦帝国统一疆域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先是翦除异姓诸侯，以后景帝又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原战争长期不息，政局动荡不定，无暇顾及边防。北部边境上秦朝所徙的戍卒纷纷离去，匈奴乘机渡河南下，重新占有了秦朝开拓的“河南地”。“与中国（按指汉朝）界于故塞”[7]，即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一线）一线与汉朝分界，今内蒙古河套内外地区复为匈奴所有。文、景帝时代还不断侵扰北部边郡。东南的东瓯和闽越也乘机脱离秦王朝，闽中郡废。汉初分别封其为东瓯王、闽越王，不为直属版图。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在秦亡后，据南海，又西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王，尽有岭南之地。西南方面放弃了五尺道，失去了对云贵高原上部族国家的控制，连同战国时楚国在今湘西、黔东设置的黔中郡也放弃了。所以秦末汉初时王朝的疆域，不仅小于秦始皇时代，也小于战国末年。
图7-3 秦时期形势图
汉武帝即位后，其前40年（前140—前100年）内，不断地向外扩展领土，使汉代的疆土达到了空前的辽阔。
（一）北方疆域的开拓。前1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不仅收复了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还收复了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秦九原郡故地）。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在此时得到恢复。北边疆界又推至河套、阴山以北。前119年汉将卫青、霍去病率重兵出击匈奴，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匈奴远遁，从此“幕南无王庭”。
（二）西北河西四郡的设置。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以其地置酒泉郡，以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以后的几十年里，陆续分置了张掖、敦煌、武威三郡，合称河西四郡。连同前81年“西逐诸羌”后，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称河西五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河西走廊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疆土之内。
（三）南方疆土的扩展。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王的威胁，征得汉朝的同意，举国内迁至江淮之间。前110年，汉朝又灭了闽越，又徙其部分人民于江淮间。后在其原地即今福建全省和浙江南部地置冶（今福建福州市）、回浦（今浙江临海东南）二县，属会稽郡。前111年汉分五路大军逾五岭，平南越，以其地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象八郡。次年又跨海于海南岛上置珠崖、儋耳二郡。以上十郡包括了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和越南北部地区，较秦时的南疆更为扩大。
（四）西南七郡的设置。前135—前109年间，汉王朝势力向西南扩张，在原夜郎、且兰、邛笮、冉骥、白马氐、劳浸、靡莫、滇、昆明等部族国家地置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武都、益州七郡，除了武都郡位于陕甘二省南端的嘉陵江上游外，其余六郡均在今云贵高原与川边地区。这时汉代的西南边界已到达今四川邛崃山和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版图大大超过了秦代。
（五）东北乐浪四郡的设置。前108年灭了由燕人卫满在朝鲜建立的卫氏朝鲜，以朝鲜及其附属国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东北疆界推至朝鲜半岛中、北部，东至日本海，南抵汉城以北一带。
（六）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西域”一词有狭广二义：狭义的西域是指今甘肃敦煌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今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远至中亚或更远至欧洲东部和北非地区。中国历史文献里有政区意义的西域往往是狭义的，而广义的西域则指从玉门、阳关西出所能达到的地区。
新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古代分布着许多分散的小国。居于沙漠绿洲中的城邦国家，以种植业定居为主，称为居国；在山谷中逐水草而牧的，称为行国。历史上有所谓三十六国、四十八国、五十余国之说。前2世纪初，匈奴势力已经到达了西域（狭义），设置僮仆都尉控制西域诸国，并征收赋税。[8]汉武帝时曾于前138年、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广义），目的是联络乌孙（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以抗击匈奴。前102年又远征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获胜，于是西域震恐，纷纷遣使来贡。汉朝由是在敦煌至罗布泊之间设立了交通亭站，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库尔勒）等处进行屯田，以保护来往使者和提供粮食供应。这时汉朝还只控制天山南路，北路自乌孙以东犹在匈奴统治之下。以后匈奴势弱，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由此罢”，[9]天山北路也摆脱了匈奴的统治。汉朝派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其辖区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乌孙、帕米尔地区的无雷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等。
圈7-4 西汉时期形势圈
综上所述，可见汉武帝时代的疆域空前辽阔：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
自汉武帝末年以后的近百年间，随着国势的削弱，版图有所缩小。东北方面由于濊貊族的反抗，始元五年（前82年）撤销了真番、临屯二郡，将其尚可控制的单单大岭（今朝鲜境内狼林山、阿虎飞岭）以东七县的领土并入乐浪、玄菟二郡，后玄菟郡也内迁至今辽宁新宾附近，单单大岭以东七县全归乐浪郡所辖，遂置乐浪东部都尉分治之。辽东四郡变成了二郡。元帝时（前48—前33年）高句丽兴起，更为削弱了汉朝的统治。西南方面，因当地部族的反抗，前97年撤销沈黎郡，前67年又撤销汶山郡，将二郡的辖地并入了蜀郡，西南七郡变成了五郡。南方于前76年省象郡入郁林、牂柯二郡，罢海南岛上的珠崖、儋耳二郡，汉朝势力退入大陆，南海十郡变成了七郡。总之，到了公元前夕汉朝的疆域已明显内缩。
西汉末年疆域发生较大的变化。由于王莽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和匈奴内部的因素，造成东汉初年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屡屡袭击边郡，几无宁岁。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东汉王朝被迫将雁门、代郡、上谷三边郡（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部）的人民移居到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倒马关）、居庸关以东，匈奴乘机转居塞内。公元48年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二部，时适逢蒙古高原连年旱蝗，赤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到五原塞附汉，入居云中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旋迁至西河郡美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西北），其所领八部牧民分驻于沿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今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以及河北西北部），东汉王朝才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公元2世纪上半叶，东汉安帝、顺帝时代，西北的羌人不断地侵扰边郡，削弱了东汉的国防势力。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的郡治和人民一度内迁渭水流域和山西中部。北边的鲜卑开始强大，也不断地滋扰北边诸州，构成了匈奴以后东汉北部的一大威胁。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中原烽火遍起，政府已无暇顾及北边，逐渐放弃了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等六郡，以及雁门郡恒山、代郡上谷郡桑乾河、安定郡朝那、西河郡离石（今属山西）一线以北地区，约当今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长城以北地均为鲜卑、羌胡所居。
东北方面，高句丽于西汉末年建国，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以后逐渐强大，向东西扩展。建武六年（公元30年）罢乐浪东部都尉，单单大岭以东七县领土全归高句丽所有，玄菟郡治内徙至今沈阳、抚顺间，鸭绿江上游地亦入高句丽。在南方，公元137年在今越南境内的日南郡象林县徼外土著攻占象林县，建立林邑国，使日南郡的南界从北纬14度以南，北缩至16度。
唯西南疆界有所扩展。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居于今云南西部地区的哀牢夷内附，东汉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博南（今云龙北）二县，又割原属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不韦（今保山市金鸡村）、巂唐（今云龙西南）、比苏（今云龙北）、楪榆（今洱海西岸）、邪龙（今巍山县境）、云南（今祥云东南云南驿）六县置永昌郡。由此东汉西南的疆界已达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支流大盈江一带。
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周边民族中以匈奴最为强大。匈奴是游牧民族，约于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中国的大漠南北。其东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东胡为邻，北接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西至色楞格拉河一带，南面与秦、赵、燕三国长城为界。秦始皇时出击匈奴，夺取河南地，匈奴势力退出阴山以北。秦末中原战乱，匈奴乘机渡河南下，与中原王朝以故塞（即战国以来汉匈分界）为界。至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前174年），东击东胡，西逐月氏，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南侵燕、代，悉收秦前所取河南地。其势力包有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战国长城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北部以漠北鄂尔浑河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政权。至汉武帝以后，匈奴退出河套及其迤西一带，河西走廊、新疆等地为汉朝所有，其势益衰。其后丁零乘匈奴渐衰之机，攻其北部，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南面又受到汉朝的多次袭击，匈奴人畜大量死亡，更为虚弱。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于汉，入居云中郡，以后又迁至西河郡美稷县，这是匈奴入居内地传统居留的地方。
图7-5 东汉时期形势图
南匈奴的内附是我国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交往的结果。塞北匈奴的游牧经济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需要与汉朝进行农产品和手工业的交换，所谓“单于好汉缯絮食物”，[10]而汉朝又需要匈奴的名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所给予匈奴的积极影响，逐渐在匈奴内部对汉族关系上产生两种不同态度的社会势力，同时也是匈奴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内附的南匈奴促进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巩固作用。
北匈奴自南部内附以后，势孤力单，其时又遭到多方攻击，“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11]，北匈奴在漠北遂难以立足，其部民或西迁或南下，分崩离析。公元89、90、91年（永元元、二、三年）东汉连续三年出兵攻击北匈奴，大军先后直达燕然山（今杭爱山）、金微山（阿尔泰山），北匈奴单于领一部分人众西徙乌孙，后转迁康居，其故地为鲜卑所居，留下的10余万落（由若干帐户组成的帐落）并入鲜卑。在中国大漠南北活跃了300多年的匈奴政权退出了历史舞台。
匈奴以东是东胡族的乌桓和鲜卑，最初都分布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和东北角。乌桓后为匈奴所击败，迁至西拉木伦河以北，今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公元前3世纪末，乌桓役属于匈奴。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徙乌桓于沿边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一带，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今北京）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与匈奴通。东汉初年，乌桓入居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约当今辽宁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向西抵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其故地为鲜卑所居。
鲜卑按其起源地区，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两部。东部鲜卑原居鲜卑山，据今人考证约在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在乌桓之北。匈奴冒顿单于强大，击败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汉武帝时乌桓附汉，迁居老哈河流域，鲜卑也西南迁徙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因为乌桓所隔，西汉一代未与中原王朝通使。拓跋鲜卑原居于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1980年在内蒙古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嘎仙洞，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祀时镌刻在洞壁上的“石刻祝文”，学界都认为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北段。此几成定论。[12]东汉初年，东部鲜卑常与乌桓、匈奴联合犯边。东汉中叶，乘匈奴衰弱之机，联合丁零、南匈奴和西域诸国攻击北匈奴，后北匈奴西迁中亚，鲜卑遂占有匈奴故地。其时拓跋鲜卑也向西南迁移至呼伦贝尔草原，以后又迁至蒙古高原西部。公元2世纪中，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统一了鲜卑各部，成立了草原部落大联盟，北拒丁零，南略汉边，西击乌孙，其势力范围包括了整个蒙古草原，分为东（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中（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西（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三部。单于庭建在弹汗山（今内蒙古大青山）歠仇水上。东部大人即后来宇文鲜卑的先世，中部大人即后来慕容鲜卑的先世，西部大人即后来拓跋鲜卑的先世。所以公元2世纪以后，东汉北部“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并入居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上谷及太原等郡边塞内外。[13]东汉北疆势力内缩。公元181年檀石槐死，鲜卑分裂，西部鲜卑诸部相率叛去，漠南自云中郡以东分为三部分：一为檀石槐后裔，占有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以及太原等郡的全部或一部分地；一为轲比能集团，据有自高柳（今山西阳高）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一为渔阳、右北平、辽西等郡塞外分散小集团，“割地统御，各有分界”[14]。鲜卑势力一度衰落。
鲜卑以东活动于黑龙江、松花江和鸭绿江流域的是涉貊语族的夫余、高句丽、濊貊和沃沮。夫余活动于松嫩平原，建立过政权，与两汉保持友好关系。夫余南为古高句丽，在今辽宁新宾一带，后为卫氏朝鲜所并。古高句丽以东为沃沮，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于其地置玄菟郡（治今朝鲜咸兴），昭帝时为夷貊所侵，郡治内迁至高丽县（今辽宁新宾西）。元帝时（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在浑江流域重建高句丽，迫使汉玄菟郡再度内迁至沈阳、抚顺间。沃沮之南为涉貊，在朝鲜单单大岭以东，西至乐浪，东穷大海，南与辰韩接。汉武帝时曾一度于其地置苍海（前128—前126年）、临屯二郡。东汉时高句丽强大，鸭绿江两岸、浑江流域尽为其所有，东汉后涉地亦入高句丽。在夫余东北、沃沮北为肃慎族，后称挹娄，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东滨大海，曾长期臣属于夫余。
秦汉时期分布在青、藏、甘西南、川西的有羌系各族。分布在青海湖周围及其迤东与汉朝接壤地区的有先零羌、烧当羌等，蜀郡、广汉郡徼外有白马羌，越巂郡徼外有旄牛羌等，更远处有唐羌、发羌等分布于西藏地区。汉景帝时（前156—前141年）居于湟水流域的部分羌人迁入陇西郡。武帝时在湟水流域置护羌校尉治理，昭帝时又置金城郡，治允吾县（今甘肃民和南），羌人去湟中居于青海湖一带。以且西汉政府招徕羌人入居边地，西汉末王莽时金城郡所领各县多为羌人占有。东汉时羌人不断内迁，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先零羌归服，徙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永平元年（公元58年）烧当羌迁至京兆、冯翊、扶风的三辅地区。于是渭水流域和西北各郡均有羌人活动，并多次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其盛时曾“东犯赵魏，南入益州”，还“寇抄三辅”，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郡治都内迁至陇东和渭水流域，成为东汉西北一大边患。东汉中叶以后，甘南、川西、青海湖以东居留着大批羌人，汉族势力大为削弱。
在今滇、黔、川西的川西南及桂西地区，秦汉时代分布着总称为“西南夷”的众多部族和部落，种类繁多，主要有白马、冉駹、徙、笮都、邛都、僰、滇、巂、昆明、夜郎、句町、漏卧、且兰、哀牢，等等，有的是濮人，有的是氐族。汉武帝开西南夷，先后在其地置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武都、益州七郡。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率种人55万口内附，于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开启了通往掸国（今缅甸）以至大秦（罗马）的道路。
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是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关键时期。自战国以来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农耕区已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即然。秦汉时代北逐匈奴，筑长城，主观上并无领土要求，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保护农耕区，正如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信中所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15]故汉初有和亲政策的出现。二是打通与域外交通的道路，如武帝时开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以及两汉开西南夷，置七郡。虽然置郡之初，曾受到当地部族的不断反抗，但汉朝政府还是千方百计用武力控制对当地的统治，目的即在于维持与中亚与西南亚的交通。由于西南地区山川阻深，各部族国家分散溪谷，势孤力单，又风俗各异，容易被汉朝所控制。而北方蒙古草原则不然，地域辽阔，驰骋千里，一旦有强有力的部族领袖能统一草原各部，即可形成与汉王朝对立的强大势力，匈奴、鲜卑、西羌即然。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稳定，又加上对农业区物资如粮食、布帛、铁器的需求超过农耕区人民对游牧区物资马匹的要求，故就不断地骚扰农耕区，强时则掳掠而去，弱时则内迁归附，因而造成北边形势的不断变化。然客观上却加强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中国几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东北方面由于气候寒冷，当地人民还处于较落后的狩猎、采集经济阶段，生产力低下，又无对外交通的价值，故秦汉时代对东北疆域并无积极的经营。这就是秦汉时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自然、人文地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