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两汉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国语·周语》记载，公元前788年（周宣王四十年），周宣王“乃料民于太原”，“料民”就是人口调查，可知在西周末年就进行过人口调查。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在部分地区建立了郡县制度，土地和人口是国君最关心的事，估计会有人口统计的制度，如秦国就有严密的户籍制度。秦统一六国，全面实行郡县制，建立有效的地方统治系统。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从而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1]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的户口统计数并没有留存下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户口数据，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字。
关于战国时代各国合起来的总人口，由于缺乏直接的记载，许多学者只能根据当时各国兵力或战争规模来推算，估计在战国的范围内生活着约2000万以上的人口。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数字，并无多大学术意义。秦帝国建立后的地域范围较战国扩大，北面增加了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南面到了云贵高原的东部和岭南地区。但是，由于统一时攻城掠地造成的人口减耗以及统一后滥用民力对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人口较战国并无明显的增加，人口总数大致在2000万或稍多些。
秦统一全国以后，北筑长城，南戍岭南，广建宫殿，导致百姓的死亡和流离失所，并激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此后，楚汉战争又持续一二十年，导致西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剧减。据载：“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2]估计西汉初期的全国人口数，大约在1500～1800万。此后，在汉初数十年休养生息的社会背景下，人口开始较快的增长。汉武帝时代又开疆拓土，统治的领土有很大的扩展，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孳息，到了西汉末年《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的户为1235.6490万，口5767.1401万。西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总数超过5000万的王朝。
西汉初年人口分布状况已难知晓，但秦统一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直接影响了西汉初年人口的布局。秦代的移民政策起自秦孝公商鞅变法时。当时关中人口稀少，为了开辟荒地，发展农业，就招诱邻国人民和强迫占领地人民迁至关中，以增加劳动力。秦始皇统一后，更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主要是充实关中和移民戍边。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富豪12万户于咸阳，如每户以五口计，就有60万人。事实上富豪一户决不会止五口人，如估计总人口有100万也不为过。二十八年徙3万户于东海之滨的琅琊台下。三十三年西北逐匈奴，取“新秦中”地，置44县（一说34县），“徙谪，实之初县”。同年平南越，徙大批中原人民于桂林、南海、象郡，“使与百越杂处”。三十五年徙3万家于丽邑、5万家于云阳，均在首都咸阳附近。三十六年又徙北河、榆中3万家。[3]秦末除了北边“戍边者皆复去”外，其他地区的移民基本上都定居下来，如南海尉赵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4]
西汉初年仍沿袭秦代移民政策，目的同样是充实关中和加强边防。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迁泗水流域的丰县民于关中丽邑建新丰县。九年徙齐、楚大族昭、屈、景、怀、田五姓于关中，同时还迁入的有燕、赵、韩、魏之后及豪杰之家，共有10万口。高祖以后关中诸帝陵大多迁关东人口为居民。高帝长陵在西汉末年有户5万余，口17.9万余，大部分为汉初关东居民之后。惠帝安陵即徙关东倡优乐人5000户以为陵邑。武帝茂陵由徙户1.6万所置。武帝开始大规模移民实边，如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10万口。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连年大水，“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共72.5万人，[5]是西汉一代边区移民人数最多的一次。此外，湟水流域、河西走廊都有汉人移居。东南方面，武帝将归附的东瓯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但为数不多。其他内地诸郡都有少量迁徙，不能详备。总之，经过秦代和汉初以来长期的移民过程，形成西汉末年人口分布的格局。
图9-1 西汉元始二年人口密度图
汉代人口调查皆为户数与口数并列。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为列侯、封君的收入。从《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103郡国的户口分布情况来看，地域之间差异很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指出：黄河中游的“三河”地区，“土地狭小，民人众”，下游齐鲁之地“地小人众”，而江南“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今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界，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占1/5强。如以汉武帝所置14个监察区（司隶校尉部与13刺史部）来划分，户数超过100万，口数超过500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部，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于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和安徽、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约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首都长安城周围，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为全国之最。[6]但普遍人口密度最高的还是在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如河南郡地处今河南伊洛河盆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5人，颍河上游的颍川郡每平方公里192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地处东西部陆路交通枢纽的济阴郡，今鲁西南菏泽、定陶一带，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61人。户数在50万以下，口数在200万以下的有凉、并、朔方、交趾四州部，凉州指今甘肃大部，人口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并州主要指今山西省（不包括汾河下游和涑水流域），人口主要集中在汾河中游盆地。朔方指今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人口主要集中在河套平原。以上三个州部地域辽阔，原为游牧区，经秦皇、汉武的经营，开始移民屯垦，但毕竟不能与传统农业区相比，人口仍然十分稀少。如河西四郡每平方公里仅1～3人，汾河中游的太原郡每平方公里也仅15人，河套平原的五原郡，农业开发较好，每平方公里也只有25人。[7]由此可见，就是在人口占全国多数的黄河流域分布也极不均匀。如以郡国范围而言，黄河下游存在着两条人口比较集中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带状分布的人口密集区显然是与当时东西南北交通路线有关。南方长江流域的扬、荆、益三州部地广大，人口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成都县有户7.6万余，估计人口约35万。南阳盆地的宛县有户4.7万，估计人口25万。太湖流域人口密度较低，但与扬州境内其他地区相比还是比较集中的。以全国范围而言，会稽郡南部（今浙南和福建）、交趾刺史部（今两广、海南和越南北部）和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为人口密度最低区。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天下大乱，战争的烽火燃遍华北各地，加之自然灾害的原因，人口数量再次锐减。《续汉书·郡国志五》应劭注引《汉官》载：“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8]东汉明帝时，全国人口总数约3500万左右，仅相当于西汉元始二年的58%，减少了42%。此后，东汉人口开始增长，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版籍，全国有户969.8630万，口4915.0220万。大约到2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已接近西汉极盛年度，至157年（永寿三年）全国有户1067.7960万，口5648.6856万。大致相当于西汉盛时户口总数。
东汉时期人口分布与西汉已有不同。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民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珠江流域。《后汉书·循吏传》载，东汉政权之初，“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如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人口占3/5，南方占2/5。户数超过100万，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除豫州外，其余三州即包括了长江流域，其总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由此可见，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南北人口的分布有了显著变化。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在长江流域诸郡中人口增加最显著的有：南阳郡（今南阳盆地）从西汉末年的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今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今湖南中部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今重庆市）从70万增至108万。虽然南阳、零陵、长沙三郡两汉辖境略有伸缩，但不影响所反映的基本情况。珠江流域在东汉时人口也有显著增加，如南海郡（今广东珠江三角洲及以东潮、梅地区）从9万增至25万，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地区和广东肇庆地区）从14万增至46万。东汉南方地区人口成倍地增长，显然不会是单纯的自然孳生的结果，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增加了户籍人口。如东汉时新开辟的云南西部的永昌郡，就有人口189万。与此同时，北方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如陈郡（西汉淮阳国）、平原、渤海等郡人口有所增加外，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