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城市和交通
近十余年来，考古学家在不少省份陆续发现了数十座原始社会后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的筑有坚固城墙的城邑遗址。这些城邑遗址属于不同的史前文化，时代可上溯至四五千年以前。遗址的共同特征自然是有城墙遗迹，所以称它们为“城”。由于这些城邑的性质难断，考古学界有人含混地称它们为“文化城”。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而言，只能暂置不论。从现存文献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资料而言，我国交通路线的开辟和准确意义上城市的兴起为时很早。据《古本竹书纪年》等历史文献记载，夏代自禹至桀曾多次迁都，有安邑（今山西夏县）、阳城（今河南登封）、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平阳（今山西临汾）、夏邑（今河南禹州市）、斟寻（今河南偃师）、帝丘（今河南濮阳）、斟灌（今山东观城）、纶（今山东济宁）、原（今河南济源）、老丘（今河南陈留）、西河（今豫西陕东，一说今河南内黄）等。商代几次所迁的都城有：亳（今河南偃师，一说郑州商城）、嚣（今河南荥阳东北敖山，一说郑州商城）、相（今河南内黄）、邢（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等。以上一些都城，以及西周时都城丰、镐和各诸侯国都城都是当时各地的重要城市。为了政治统治和经济交流的需要，各地区城市之间也有了相当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甲骨文里已有“车”、“舟”二字。商代不断扩展势力，沟通各地区的交通道路必然逐步形成。商代晚期可能已形成以商都为中心的远方道路系统。据彭邦炯推测，商代远方道路有六条：（一）向东南方，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征人方的往返路径。（二）向东北方，通往今辽宁朝阳地区大道。（三）向东方，通古蒲姑（今山东博兴县一带）。（四）向南方，通往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五）向西方，沿黄河、渭水，达于周人丰镐一带。（六）向西北方，入太行，交通
方、土方。[1]《诗经》中所称颂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倭迟”，反映了周朝境内已有了坦直绵长的陆路大道。然而中国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大规模兴起和开辟，则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因列国之间交往频繁，工商业比较发达，进一步推动了道路网络的发展。魏、赵、齐等国间道路交错，史称“午道”，在赵国东、齐国西，横竖交错。[2]在东西方向上，东方各国与西秦之间有一条由成皋沿黄河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3]在南北方向上则有太行山东麓大道，是古代华北最重要的南北通道。自楚国北上中原，则需经南阳盆地而东出伏牛山隘口，此为“夏路”。[4]汾水谷地纵贯山西，是略次于太行山东麓大道的南北通道。在西南部地区，有秦国开辟的向蜀地的金牛道。在东部海滨，齐、燕之间亦有通道。
在水运方面，公元前647年，秦国沿渭水、黄河、汾水水道，将大量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运至晋都绛（今山西翼城东），以赈灾荒，史称“泛舟之役”，是先秦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水运活动。江淮地区，水网密集，水运得天独厚，而列国又在天然河流的基础上，开凿人工运河，使运道更加便捷。如楚国在江汉平原开扬水；吴国开邗沟以沟通江、淮，又开菏水以沟通商、鲁；齐国在临淄城西开河沟通济水、淄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后开凿的鸿沟是战国时代中原地区沟通河淮的最重要的人工运河，沟通了河淮之间的济、汝、颍、涡、睢、泗等河，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交通网。至此，黄、淮、江三大水系均有水运可以通达。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多受到上述交通发展的推动，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或者被择为列国中心都邑，或者为商人会聚之所，成为有名的商业都会。这类城市可举出秦之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魏之大梁（今河南开封），赵之邯郸，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蓟（今北京宣武区），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北）、郑（今河南新郑），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周之雒邑（今河南洛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楚之郢（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寿春（今安徽寿县），宋之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卫之濮阳（今河南濮阳南），越之吴（今苏州），等等。
雒邑位于秦、齐、楚、赵间纵横往来的交通孔道，被称为“天下之朝市”。[5]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又为冶铁中心，工商业发达。吕不韦在此经商，家累千金。陶邑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6]濮阳（卫）也地处水运要冲，繁荣可与陶邑相匹，史云“富比陶、卫”。[7]齐国临淄为东方第一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8]韩国旧都阳翟也是著名商业都会，吕不韦曾是阳翟大贾，“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9]蓟城（今北京）处于数条大道的交汇之处：向南为太行山东麓大道，西北出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东北出古北口，通向松辽平原，正东横越小平原，沿燕山南麓直趋海滨。北京城（最早称蓟城）在三千余年的历史中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城址移动，即因其交通地位之重要。其他城市的繁荣无不与交通、商业发展有关。
图12-1 战国鸿沟水系形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