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我国古代书写文字有甲骨、青铜、玉、石等，但这些材料不易取得，且过于笨重，携带不便，不利于普及和大量使用。于是以后出现了用简（长方形竹片）、牍（木片）作为书写材料，用韦（皮条）或丝编在一起，称为“策”或“册”。简、牍材料易得，书写方便，又便于携带，所以我国古代许多典籍都是书写在简牍上的。同时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又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简、牍、帛同时作为书写的材料。然而随时代文化的发展，长篇文字的出现，简牍体积过大、缣帛太贵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纸就是作为帛、简及其他书写材料的代用品而出现的。
造纸术起源于何时，过去一直没有定论。传统的说法认为是东汉蔡伦所发明，现在出土实物证明西汉时已有纸的产生。不过蔡伦在纸的原料改进和应用推广方面所起过的重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先秦文献中无“纸”字，“纸”字是汉代才出现的。据潘吉星研究，纸字虽从纟旁，但纸从未以丝质纤维做过原料，都是以麻类木竹类（桑、藤、楮、檀皮、稻草、麦秆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的。[53]目前为止发现的西汉纸有：1957年在西安市郊灞桥出土的西汉早期纸，经检验为麻类植物纤维纸。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出土的西汉黄龙元年（前49年）古纸也是麻纸。1973—1974年在甘肃额济纳河边居延汉代遗址出土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纸经化验也是麻类纤维纸。1974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麻纸8片。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西汉窖藏中发现3片纸，也是麻料纤维纸。不过西汉纸虽已发明，但尚在萌芽阶段，用途不广，尚未普遍用于书写，目前尚未发现西汉的字纸。
西汉时造纸业的地点已无可考，然从目前发现的灞桥纸、居延纸、中颜村纸、敦煌纸和罗布泊纸的情况推测，关中地区大概是当时造纸的一个中心。东汉时造纸技术在西汉基础上有了明显进步，除了用麻类纤维外，还用树皮纤维造纸。同时已有广泛用于书写的记载，在新疆、内蒙、甘肃发现的东汉纸实物也都是带字的。造纸业产地，洛阳无疑也是一个中心，《后汉书·蔡伦传》载：东汉和帝时，京城洛阳城中任尚方令的宦官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蔽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首都是政府机关和文人学士集中的地方，对纸的需要量最大，故洛阳必为当时纸的主要产地。其次，齐鲁地区也可能是两汉时期产纸地。据记载，东汉献帝（196—219年）时期，东莱人左伯在“蔡侯纸”的基础上改进造出一种“妍妙辉光”的“左伯纸”。到了魏晋时期，纸的用途更为扩大，逐渐替代简帛等书写材料，东晋时简牍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全被淘汰。《太平御览》卷605引桓玄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出土文物也表明，东晋以后不再出现简牍文书，文书档案都书写在纸上了。纸的普遍应用，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公私著述和藏书的大为增加，另一方面是抄书之风盛行和书法艺术空前变化，没有纸的出现，书法的楷、草是难以出现的。
两晋时期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公私纸坊。长安、洛阳在两汉基础上发展成为造纸中心。洛阳是西晋首都，用纸量很大，左思《三都赋》出，一时传抄者众，洛阳纸贵。《初学记》卷21《晋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可见京城内府藏纸很多。河北、胶东也盛产纸，徐陵《玉台新咏序》：“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东莱人左伯曹魏时即造出著名的“左伯纸”。[54]《齐民要术》卷5《种谷楮》记载，种楮“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东晋时南方造纸也有很大发展，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建康和扬州六合、广州都是南方产纸中心。南方纸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造纸原料的扩大。除传统的麻类外，桑皮纸、楮纸和藤纸都已出现。浙江嵊县剡溪沿岸的藤纸，已引人注目。张华《博物志》：“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太平御览》卷605引东晋人范宁曰：“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古时一纸称一角）范宁所谓土纸，可能就是一般麻纸、桑皮纸。而藤纸在当时被视为纸的上品。当时南方产量很大，《太平御览》卷605记载：王羲之一次将会稽郡库中九万张纸全送给了谢安。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顶峰时期，纸制品不仅用于书写还广泛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如纸衣、纸帽、纸被、纸帐、纸甲、纸伞、纸扇以及纸质冥器等。纸的需要量大为增加，促进了造纸的技术提高，使成本降低。造纸业遍及南北各地以至少数民族地区，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通典·食货典》记载，陕西的长安、凤翔、洋县，四川的成都、广都，安徽的宣州、池州、歙州，浙江的杭州、衢州、婺州、越州、睦州，广东的广州、韶州、罗州，江西的江州、信州、临川，江苏的常州、扬州，湖南的衡州，山西的蒲州，河南的洛州，河北的巨鹿，湖北的均州，湖南的衡州，甘肃的武威、敦煌，新疆的吐鲁番等地均产纸品。中国的造纸技术也远传于日本、阿拉伯和南亚、东亚、东南亚、西亚各地。
唐代印刷品用纸中，以陕西长安、凤翔、洋县所产麻纸为上品，关中为汉唐都城所在，造纸历史悠久，且用量亦大，促进了当地的造纸业。其他质量高的纸大多在南方。据《唐六典》记载，四方进献的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越、婺、衢等州上细黄白状纸，宣、衢等州案纸，均州大模纸，蒲州细薄白的纸。此外，扬州六合笺，韶州之竹笺，江州九江的云兰纸，临川之滑蒲纸，广东罗州（今廉江县北）的用栈香树皮制的香皮纸，还有著名的用木芙蓉皮所制“薛涛笺”，都是闻名当时的。余杭由拳村贡藤纸，歙、常、池、江、衢诸州亦贡纸。藤纸在唐代最为盛行。唐李肇《国史补》：“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其中鱼子笺，据潘吉星考证，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砑光水纹纸，证明水纹纸是我国首先发明的，这种纸至北宋时仍在四川制造。[55]唐代文人最重剡溪藤纸，两京士大夫皆能用剡纸相夸。《全唐文》卷727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剡溪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遂问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纸工，持刀斩伐无时，劈剥此肤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由于藤的生长期长、资源有限，故唐后藤纸开始走下坡路了。蜀郡麻纸特好，《唐六典》卷9：“集贤殿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委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唐末益州印本，就地取材，提高了蜀本的地位。南唐置纸务官，“求纸工于蜀”，南唐有名的为澄心堂纸，原料出于皖南的贵池、歙县一带，制作出于蜀工之手。澄心堂纸在宋代特别为人所珍，名画家多用此纸作画。蔡襄说：“纸，澄心堂有存者，殊绝品也。……纸，李王澄心堂为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精品。”[56]歙州、池州、信州、宣州所产纸亦闻名。《新唐书·地理志》宣州贡纸，可知至今闻名于世的宣纸，唐代已开始生产。宣纸实产于泾县，因泾县属宣州，故称宣纸。吴越出版的书籍多用余杭由拳村藤纸。所以杭本和蜀本在五代开始名誉全国，除了木质、刻工、用墨良好外，用纸质地好是个重要原因。
宋元时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造纸业也随之大为兴旺。宋代产纸有几个中心。宋板用纸，以川纸为第一。苏轼《东坡志林》云：“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名冠天下。”越州剡藤纸和嵊县竹纸也名闻天下。藤纸用古藤捣治，坚滑光白，又得力于清澈的剡溪水。故剡县古藤被砍伐殆尽。竹纸自宋开始出现，苏轼云：“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57]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到处有竹，用竹作为制纸原料，大大丰富了纸的纤维来源，确为一大发明。嵊县产竹，竹纸价低，又不生蛀，南宋竹纸驰誉全国。歙县的贡纸品质俱佳。南宋时江东徽州绩溪纸、池州纸，江西饶州、吉州、抚州所产纸，福建福州的藤纸，建宁的竹纸，均为印家所喜。因为南方产藤、竹，是造纸的上等原料，所以好纸都产于南方。宋人蔡襄说：“今世纸多出南方，如乌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知名，拟之绩溪，曾不得及其门墙耳。……循州藤纸微精细而差黄，……蜀笺惟白色而厚者为佳。”[58]宋元时期竹纸不仅用于书写，也用于印书，其中建本大多用竹纸。除竹纸外，北宋时还用楮皮和草料纤维如稻草、麦秆等混合材料造纸。宋元时造纸原料丰富，纸质上好，竹纸和混合材料纸逐渐取代了以前的麻纸和藤纸。金代造纸业也比较发达，原汉族所居各府州多有造纸坊，然无名品。元代名纸仅限于南方浙、赣。明董其昌说：“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英山纸、上虞纸，皆可传至百世。”宋元时期由于印刷业的发展，纸的用途广泛，除了书籍外，各种印刷品繁多，另一种重要用途，即纸币的发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
明代造纸业比宋元更为发达。南北均产纸。北方主要在河北、陕西、山西等省，多产麻纸，其质量、数量均不及南方。张秀民先生指出：明代纸的主要产地，“为江西、浙江、福建，次为蜀、滇，长江以北已衰落。造纸原料不外两大类：曰竹料，以竹丝、竹穰为之，有太史、老莲、玉版、白鹿等名。曰棉料，除竹以外，各种草木之皮如楮皮、桑皮、苎麻、葛藤、芙蓉皮等浸烂，纯取细筋为棉料，通称棉纸或皮纸，利用破衣尤为方便。明代藤纸已不多见，常用者为楮树皮，或作谷树皮，又作构皮，而有的皮纸除大部分用楮皮外，也搀入一小部分嫩竹麻，甚至少量稻草”。[59]此外皖南的宣纸、温州蠲纸、四川薛涛笺均为名产，这些都是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名产地。据明人屠龙《纸笺》、文震亨《长物志》、方以智《物理小识》等书记载，江西铅山、广信出连七、奏本纸，临川出小笺纸，浙江常山、南直隶庐州出榜纸，上虞出大笺纸，吴中松江出潭笺，福建邵、建出竹纸。这些纸大都作为贡品，为上层统治者享用。据张秀民先生估计，明代产纸约有一百种，其以产地命名者有：吴纸、衢红纸、常山柬纸、安庆纸、新安土笺、池州毛头纸、广信青纸、永丰纸、南丰纸、九江纸、清江纸、龙虎山纸、顺昌纸、将乐纸、光泽纸、湖广呈文纸、宁州纸、宾州纸、杭连纸、川连纸、贡川纸等。其中吴纸，明人以为天下第一。胡应麟评论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又云：“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60]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2说：“印书纸有太史、老莲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棉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张秀民认为明清时川滇一带棉纸虽坚韧，而质地单薄，多灰黑点，实不及浙、赣产品。[61]明代著名出版家毛晋汲古阁所印书全用竹纸。明代南方造纸已从家庭作坊发展为手工业作坊，规模很大，出现了新的劳资雇佣关系。
清代纸生产亦多出于南方。北方也有，如河北迁安产高丽纸，山东“毛头纸”，以桑树、楮树等皮为之，山西平阳府棉纸，陕西镇巴白河有皮纸，均销路不广。南方因造纸原料丰富，造纸业颇为发达。据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载，道光年间，陕南汉中地区西乡有纸厂20余座，定远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也有小纸厂20余。大厂百数十人，小厂也有四五十人，山中竹木为其原料，所产销甘肃、湖北各地。当时南方各种纸中以泾县宣纸为最有名，原料用一种名为青檀树的乔木，经加工漂白，洁白柔韧，吸水性强，长期保存不变色，不虫蛀，有纸寿千年之誉，闻名于世。唯产低，只能满足部分书画家的需要，只有极少量用来印书，且价极贵。清代印书最美的为产于浙江开化的开化纸，纸质细腻，洁白无疵，柔薄而韧性强，殿本多用之。此外，较有名的有江西连史纸，福建长汀一带杭连纸，泰和毛边纸，湖南浏阳皮纸，湖北宜都纸。四川绵竹纸也很有名，以当地所产竹为原料。清代因造纸技术提高，不仅能仿造澄心堂纸、薛涛笺，还制作许多各种色彩、图案、洒金银的蜡笺，成本贵于绸缎，今故宫博物院有藏。
清代新疆、西藏也产纸，新疆纸用桑皮、棉布、茧屑混合造成，粗厚强韧。西藏造纸中心在江孜，原料用当地有毒的小灌木，浸碎而制，纸质粗劣，但能防蛀。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洋纸”的传入和倾销，传统的中国造纸业急剧衰落。中国造纸业的地理分布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向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转移。首先是上海成为中国造纸业一大中心。清末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纶章造纸厂，是我国机器造纸之始。这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近代文化迅速发展，各种书报刊物用纸量大为增加，原先手工业式造纸已不适应，于是引进机器，用现代化的设备造纸。同时除了本国自造纸外，还大量进口国外月光纸和白报纸。其次，东北黑、吉、辽三省自1931年日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进行大规模造纸业建设，先后建成造纸工厂30余家，年产机制纸7～11万吨。再次，“马关条约”后日帝侵占台湾，利用当地资源，先后在台东、台中、台北等地建造纸厂6家，年产机制纸4万吨。其他沿海城市如天津、杭州、广州和山东济南造纸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其他内地省份造纸业寥寥无几。[62]
纸的发明对世界人类文化的贡献，自不待言。我国历史上造纸业的地域分布和变迁，也反映造纸原料的变迁。唐代以前造纸原料以麻为大宗，北方尚居重要地位。唐宋以后，长江流域经济大为发展，又有丰富的藤、竹成为重要造纸原料，质量又高于麻纸。于是造纸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再加上印刷业和书法艺术的需要，南方所产的纸品受到官府、文人和印刷商青睐，身价大增，从而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图11-1 两宋时期手工业和经济都会分布图（采自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