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棉织业
宋代以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地区无棉花种植业，故无“棉”字。但棉布汉魏时已传内地，为了区别于蚕丝的绵，遂加“木”称“木绵”。宋以前中原人没有见过草棉和树棉的原物，以为就是南方的乔木攀枝花纤维织成，所以对草植、树棉不能区别，统名之曰“木绵树”。古文献中还有梧桐木、桐木、橦花、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或指草棉或指树棉不一。另外有吉贝、织贝、劫贝、白叠等名称，都是梵语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译。宋代以后，棉种传入内地，人们开始对草棉、树棉和攀枝花的区别有所认识，“棉”字才正式出现。[31]
棉种大约在公元前由印度分南北两道传入中国，起先停留在西北新疆和西南滇、桂、川、广、闽、海南等边远地带。《后汉书·南蛮传、西南夷传》载，汉武帝末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东汉云南哀牢夷内附，“有梧桐木华，绩经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污垢”。据《初学记》卷27《绢第九》云：“旧制，人间所织绢布等，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端。”此广五尺或广幅布当即棉布而非丝布。《太平御览》卷820引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出，皆中国与西域，他方物皆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皆不如白叠故鲜皮也。”又云：“《南史》曰高昌国有草如茧，茧中有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卷956引《广志》：“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由此可见，汉魏时期西北、西南边区已有植棉业和棉织业。196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号高昌时期墓葬中出土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一次借贷叠布多达60匹，[32]显然这些布是当地生产的。其他在于阗也出土过棉织品。《新唐书·地理志》西州（治高昌）贡物中有叠布，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残存文书，得知西州农户种植小块棉田作为副业，市场上也有棉布作为商品流通。据《蛮书》载，唐时云南西部南诏境内，“唯收娑罗树子破其壳，其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女通服之”。此当是棉布无疑。
南北朝时，西北、西南的棉织品不断地传入黄河和长江流域。《梁书·武帝纪》说是梁武帝很节俭，“（帝）衣布衣（麻衣），木绵皂帐”。《陈书·姚察传》说：“察自居显要，甚励清洁”，其门生送“南布一端”，“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于吾无用”。陈在南朝，此既曰“南布”，则必来自海南诸国之地。又据姚察言，南布决非麻布，当为棉布。隋唐时棉布继续在中原流传，但棉种传播仍十分缓慢，直至唐时迟迟还未进入黄河、长江流域。两宋人文集、笔记大多只记闽、广有木棉。南宋诗人谢枋得（1226—1289年）有《谢刘纯文惠赠木绵布》诗云：“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江东易此种，可以致富殷”，“所以木绵利，不畀江东人”。方勺《泊宅编》也说：“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清赵翼《陔余丛考》也说：“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江东无此种也。”
宋元之际是中国植棉业和棉织业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期，无论在地域的推广、发展和应用、普及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10万匹，反映了13世纪中叶南方植棉业和棉织业已经向北传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疆的植棉和棉织业已传到了陕西，修于至元十年（1273年）的《农桑辑要》：“苧麻本南方之物，木绵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苧麻艺于河南，木绵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祯《农书》（作于1313年）也指出：“夫木绵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又木绵条云：“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并强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书中对木棉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详细的记述，反映了14世纪中国棉纺织业的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元代以后传入内地的棉种，由于气候和栽培条件的不同而引起品种的变异，多年生树棉逐渐被淘汰，而一年生的草棉的种植地域逐渐扩大。明以后所谓木棉大多专指草棉。元时棉织品产地除传统的闽、广外，还有太湖流域、江西、两淮、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不过其时植棉和棉花加工、织布还处于初级阶段，两者还未分离，织布业还未成为专门手工业。元朝后期，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有位黄道婆，年轻时曾流落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纺织技术，大约在元贞年间（1295—1297年）遇顺道海船返回故乡，将崖州的制棉工具和织花技术带到了松江，向当地人民传授“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织造各种彩色鲜艳、花纹斑斓的棉织品技术，“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33]不久乌泥泾镇的产品名闻天下，以后太湖流域的松江府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中心。估计自14世纪开始，棉织业才形成为独立手工业部门。元代植棉和棉织业发展迅速的原因可能有：1.我国最早植棉地新疆气候干燥、光照充足，日夜温差大，又有冰山雪水灌溉，是理想的产棉区。但唐中叶以后，长期不与中原王朝属于同一政权，无疑是影响棉花传入内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元统一后，植棉和棉织技术从新疆传入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降水、光热条件十分有利于棉植业，故很快被推广。2.南方闽、广、川、滇等地虽然很早就有了植棉和棉织业，但这里雨量过多，光照不足，土壤酸性大，病虫杂草危害严重，故产量一直不高，影响了人们将其传入内地的积极性。南宋以后，南方人口骤增，特别是富有阶级人口的增加，而蚕丝生产有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上正需要一种新的衣着原料，由此使闽、广、川、滇的植棉业很快向北传播。3.种植棉花虽较育蚕为易，所谓“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织造技术却比较复杂。14世纪以前工具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故难推广。元初黄道婆从海南传入先进纺织技术，改进了捍（搅车）、弹（弹弓）、纺（纺车）、织（织机）等工具，主要是弹弓的改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也促进了棉织业的推广。4.棉织品的优点是质地柔和，穿着舒服，价格又比丝织品低廉，“人无贫富皆赖之”。[34]所以当技术问题解决后，很快地发展起来。
明清时期棉织业有空前规模的发展，洪武初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桑木棉（即草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棉花种植“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麻）。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35]棉花在广大农村普遍成为主要经济作物。丘浚说：“（棉花）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服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矣。”《天工开物·乃服》亦云：“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清乾隆时李拔《种棉说》：“予尝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36]随着植棉业的普及，纺纱织布成为农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
明清植棉业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明代山东、河南二省产棉量最高，冠于全国。北直隶次之，山西、陕西再次之。清代北直隶有较大发展，“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八九”，其产“富于东南”。[37]（二）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数省，其中以南直隶松江府产棉最富。湖广、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长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苏、常三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门、如皋都是重要产棉地，如松江、太仓、通州、嘉定、上海等县种稻不过十之二三，种棉者达十之七八，“小民终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38]（三）华南、西南包括两广、闽、川、滇等最早的植棉区，但在明清时棉田面积不多，产量不高。如广东棉花多仰给于外地。
明清时期棉织业的分布地域十分广大，包括十个省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明制为准）。其中太湖流域的苏、松、常三府为全国棉织业中心。尤其是松江府所产最为精良，不仅销行全国，还远销日本，号称“衣被天下。”上海棉织业特盛，“所出布匹，日以万计”。[39]青浦县农村家庭副业以棉织为主，“织者率日一成端，入市易钱以佐薪水”。[40]苏州府七县均产棉布，嘉定、常熟最盛。嘉定布远销蓟、辽、山、陕，常熟所产售于齐鲁地区。常州府五县以无锡所产为他邑所不及。境内机杼之声，遍及村落。所产“贸于淮扬、高邮等处”。故清时无锡有“布码头”之称。[41]浙江湖州、嘉兴的棉织业也相当可观。北方诸省中河北的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府州的棉织业，产品精良，远销晋、鲁以至内外蒙古等地。徐光启说：明代肃宁（今属河北）之布在产量上相当松江的十分之一，质量上“几与松之中品埒矣；其值仅当十之六七”。[42]清代河北棉织品之精美已能与全国棉织中心松江匹敌，“产既富于东南，而其织纴之精亦遂与松、娄匹”。[43]陕西中部的葭川、宜君、鄜州、耀州等地农村棉织业也很可观，然产量、质量都不高，无竞争能力，只能在附近地区销售。其他如福建建宁府，广东的广、惠、琼、廉、雷等府州虽也产棉布，但不发达。
明清时黄河流域植棉业比较发达，这是与当地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有关，然而棉织业不如长江流域。明王象晋《群芳谱》说：“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徐光启《农政全书》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这是因为北方气候适宜于棉花的成长，同时因为气候干燥，湿度不够，给纺纱织布带来一定的困难，故而所织棉布质量上无法与江南所产竞争。此外，早期棉织品产地川、闽、广一带，在明清已趋衰落。广东的棉布多来自吴、楚，主要为松江的梭布，咸宁之大布。[44]明嘉靖《泉州府志》说，泉州的丝缕棉絮，皆仰吴、楚。四川人民甚至不谙纺织，由江楚成布运川销售。[45]总之，由于东南地区棉织品质量深受各地的欢迎，其他产地包括有悠久历史的棉织业区因无力竞争纷纷衰落。
江南地区由于棉织大盛，形成一批以棉织业发达著称的县份，如无锡、嘉兴、苏州、常熟、上海、松江、青浦、嘉定等等，同时出现了一批以棉织业为专业的市镇，如嘉兴的新丰塘镇，青浦的朱家角，松江的枫泾镇、朱泾镇等等，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宋元以后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以丝、棉织业为主的市镇。特别是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这类市镇星罗棋布，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城市布局。在这些市镇里有许多专门的手工业工场，大批的雇用工人，形成新兴的生产关系。又由于原料产地与成品产地的分离，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商品流通，促进了内地的水陆交通，出现了一批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商业城镇。这些商业城镇的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所属的府州县城，以手工业、商业为主要产业的士绅阶层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江南农村的种植业也由粮食为主转为经济作物为主，从粮食输出地变为输入地，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与中上游地区粮食的流通。总之，宋元以后，丝、棉织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江南地区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