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隋平陈，结束了长达3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数为907万。以每户五口计，约4500万人口。不过，今人根据各种要素推断，认为隋朝人口高峰期总数大约为5600～5800万。经过了400多年的反复，基本上恢复到东汉的最高数。^[16]

唐初的人口数字，据记载仅二三百万户，虽然实际人口决不止此，但经过长期战乱，人口耗减严重恐是事实。贞观以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据《通典》卷7《食货》载，到天宝十三载（754年）全国人口为891.4709万户，5291.9309万口。今人研究将隐漏的因素估计在内，则唐代前期人口峰值在8000～9000万之间。当时天下分15道（监察区），秦岭、淮河以北7道，按记载的人口为3000万，占全国人口的3/5。人口最多的是河南、河北二道，相当于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除洛阳地区的都畿道外）和安徽、江苏淮河以北地区，有人口2000万，占全国的2/5。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京畿道（315万）和以洛阳为中心的都畿道（145万），首都京兆府的人口为196万，东都河南府有人口118万。其次是河北道境内永济渠沿线交通枢纽城市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有人口110万。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其次是河东道（今山西省），有人口372万，关内道有人口150万，人口最稀少的是陇右道（今甘肃省），人口仅53万。秦岭、淮河以南诸道中，以江南东道（今上海市、苏南和浙、闽二省）人口最多，有661万，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其次是剑南道（409万），人口密度最高为成都府，有人口92万。再次是江南西道（372万）、淮南道（227万）、岭南道（116万），人口最稀少的是黔中道（16万），居全国之末位。

图9-2　唐贞观人口密度图

这种分布格局维持至安史之乱后发生重大变化。天宝十四载（755年）冬爆发的安史之乱，至宝应二年（763年）平定。在此8年间，战火燃遍黄河中下游的主要地区。河北为首难之地，“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17]东都洛阳附近“不满千户”，“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8]首都长安所在京畿道，户口“减耗大半”。^[19]河北清河郡地处永济渠沿线，天宝元年时有人口83万，安史之乱开始后的至德元载（756年）人口仅10万，为黄河流域人口骤减的一个例证。据文献记载，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的建中元年（780年），定天下两税户仅380万户。^[20]据《旧唐书·宪宗纪上》，元和二年（807年）供税之户仅244万户。政府控制的纳税户空前减少。其原因：一是黄河流域人口大批南迁，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其时“两京蹂躏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21]“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22]李白有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23]二是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地方上户口隐匿不报。《旧唐书·宪宗纪上》记载，元和初年黄河流域有71州不申报户口。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不全，难作全面的估计和分析。

今以南方几个州在元和年间（806—820年）的户数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较，可以看出北方人口南移的规模。襄州（治今襄樊市襄阳，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领县5）增加100%，苏州（治今苏州，领县7）增加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增加65斛，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增加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增加75%。由此可见，安史乱后，南方诸州人口普遍有所增加，而这种增加与北人南迁有直接关系。如豫西汝水流域一带人士，“南投襄汉”，^[24]鄂州“户口三倍”于前。^[25]苏州接受北来人口为“三编户之一”。^[26]澧州（治今湖南澧县）在大历年间“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27]浙江越州为北人南迁重点区，“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28]

这种南迁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和黄巢分别在今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发动起义，中原大震。黄河流域的人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方迁徙。唐后期五代的北方移民遍布南方各地。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四川等省市吸收了大量的移民。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南方的九国中，只有吴越和吴两国的统治者是南方人，南汉是早期移民的后裔，其他六国的统治者都是唐末五代迁入的北方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