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织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和丝织业的国家。据考古资料，我国人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种桑育蚕，抽丝织衣了。黄河流域丝织事业起于何时，目前尚无强有力证据，不过在齐家文化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出土了加捻、牵伸的陶纺轮和为数较多的薄片条形骨匕，被认为是大河庄已有育蚕织绸的佐证。[1]此外，辽宁锦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玉蚕，说明东北红山文化时期也有了育蚕业。南方的丝织业起源比较明确。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原料用的是家蚕丝，绢片是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8根，是我国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2]由此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南北各地普遍开始了育蚕丝织事业。
殷墟安阳武官村所发现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文字的记录，说明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丝织业。根据对殷商遗址出土的丝织实物的研究，那时已有了简单提花装置的织机。[3]西周春秋时期，据《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在今天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都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丝织业，当时的丝织品有丝带、丝质的纽扣、丝绸衣服、彩色的织锦、丝织的马缰绳以至丝做的钓鱼绳等等，用途十分广泛，工艺也十分考究，丝织技术已很成熟。长江流域丝织业水平整体而言不及黄河流域，但蜀国、楚国和吴、越的丝织业也开始兴起。据《禹贡》记载，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兖、青、徐、扬、荆、豫六州都有丝和丝织品作为贡品，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蚕桑和丝织业在中国东部地区已十分普遍。
战国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各地的丝织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其中有几个主要产地：（一）西汉首都长安所在关中地区，自西周以来丝织业就比较发达。京师长安城内设有东、西织室，俱属少府，即皇室私库，专织高档丝织品。《三辅黄图》：“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有令史。”东汉迁都洛阳，仍有织室。《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织室锦绣、冰纨、绮縠。”是专门为皇室服务的丝织工场。（二）齐鲁产地。齐鲁原有发达的蚕桑业，《禹贡》青州贡蚕丝。春秋时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腴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利。”秦汉时齐地丝织品举世闻名，“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4]《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谏逐客书》中提到各地输入秦国的贵重物品中有“阿缟之衣，锦绣之饰”。集解引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所谓“齐（济）陶之缣”[5]、“亢父之缣”[6]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全国设服官的地点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7]产品以刺绣为主。后汉时仍为宫廷织造“冰纨、方孔縠、吹纶絮”。[8]王充《论衡·程材》：“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三）兖豫产地。大致为古代河济之域。《禹贡》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豫州“厥贡漆枲缔纻，厥篚纩纤”。当时丝织品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即西汉另一处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9]襄邑东南“睢（水）涣（水）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10]东汉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所服各色绣衣，均为襄邑所贡。可知其产品专供宫廷皇室享用。另一产地为今濮阳县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氓》“抱布贸丝”，《禹贡》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说明位于河济之间的兖州，也正是卫国旧地，较早开始丝织品的贸易。《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卫国曾爆发三匠起义，有人认为即织、染、缝三匠。战国时称“富比陶、卫”[11]。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地区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品贸易有关。（四）楚国旧地。《管子·小匡》载：楚国“贡丝于周室。”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2年在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绸、绢等残片。1957年在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总重49克，以今日工艺水平衡量之，也堪称奇迹。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1982年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的一大批丝织品，有衣物35件，按其织造方法和织组结构，可分为绢、绨、纱、罗、绮、锦、刺绣、组八类，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均前所未见[12]。由此可见，战国以来楚国旧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五）成都平原产地。著名的产品是蜀锦。扬雄《蜀都赋》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官城以贮锦。城外锦江即以濯锦得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建安九年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晋书·食货志》载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北魏太和年间规定户调各随其土所出，黄河中下游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其他州皆以麻布充税。[13]太和十一年（487年），“出宫人不执机杼者”，“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14]可见北魏时公私丝织业颇为发达。其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西汉时期河北已有私营丝织业作坊，《西京杂记》载，河北钜鹿陈宝光家出产的绫产高质精。魏晋时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绵、纩（丝绵），朝歌（今淇县）的罗绮均为上品。[15]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都为人们所称道。十六国后赵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丝织业十分发达，设有织锦署，巧工织锦，织工数百人，所产邺锦与蜀锦齐名，花色名目极多，“工巧百数，不可尽名”。[16]北魏统一北中国后，太和年间规定黄河流域19个州贡绵、绢和丝，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丝织业十分普遍。《颜氏家训·治家篇》：“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总的说来，当时长江流域的丝织技术不及黄河流域，但蜀锦却负有盛名，为黄河流域所不及。山谦之《山阳记》说：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又不及蜀锦，故魏、吴两国都从蜀输入蜀锦。魏文帝诏群臣云：“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环氏《吴记》：“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17]刘禅降魏时国库中尚有锦绮采绢20万匹。左思《蜀都赋》说，成都城中，“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可见无论在产量或质量上蜀锦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https://www.daowen.com)
唐代官私营丝织业已相当发达，官府丝织业主要是少府监下属织染署分管，下有十作，其中八作（绢、絁、纱、绫、罗、锦、绮、
）都是丝织品。民间主要产区在黄河下游、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三大产区，即当时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以今地言之，一是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及江苏、安徽二省淮河以北地；二是今四川省和鄂、湘、陕三省部分地，三是今长江三角洲、钱塘江流域和皖南部分地。当时国家征收的赋税主要为绢、绵，天宝年间，岁收绢74万匹，绵18万5千屯（唐制绵六两为屯），都来自民间家庭妇女所织，所谓“丝枲纺织，妇人之务”。[18]孟郊《织妇辞》：“妾是田中女……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著褴褛衣。”唐诗中此类反映家庭织妇的诗句极多，不必多举，故绢、绵的生产在农村家庭中较为普遍。绢、绵、纩等初级丝织品，主要产地在黄河下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如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在盛唐时产绢号称全国第一，直至南宋世代不绝。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唯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长江三角洲基本不产绢或在丝织中占很小比例，主要产品为丝织品中较高档的绫、锦、罗，有广陵的锦，京口的绫衫，晋陵的绫绣，会稽的罗、吴绫、绛纱等。[19]吴绫为极高档的丝织品，专供宫廷之用。白居易《缭绫》诗：“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即指此。据《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绫最著名的产地有：定州（今河北定州）、蔡州（今河南汝南）、兖州（今山东兖州）、江陵（湖北荆州市）、扬州（今江苏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杭州（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八处，其中三处分别在河南、河北、山东，一处在长江中游湖北，四处均在长江三角洲及钱塘江流域。产锦地极少，主要有扬州产锦袍、锦被，主要作为贡品。还有成都和蜀州（今四川崇庆）的蜀锦。成都的蜀锦仍闻名于世，其染色技术已超过了吴罗、湖绫。产罗的地方较多，较著名的有恒州（今河北定州）、成都府、蜀州、润州、越州等地。越州尤以产绫、纱等织丽之物著称。但南北相较，当时的丝织技术仍以北方为强。《唐国史补》载，大历年间，江东节度使薛兼训因越人不善机杼，乃访求军中未婚者，厚给资财，令其去北方娶织妇为妻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唐朝后期南方丝织业迅速兴起，这与安史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将北方丝织技术南传有关。而关中地区的丝织业在唐后开始衰落。《元和志》越州：“自贞元以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纱、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宣州（今安徽宣城）：“自贞元以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及绫绮等珍物，与淮南两浙相比。”可以认为自大历以后，北方丝织技术传入南方后，经过当地人的改进和提高，大约在贞元以后，南方丝织水平已高于北方，时为8世纪中叶。唐时云南的南诏也是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据《蛮书》记载，所产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和绢，俗不解织绫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侵入西川，掳掠去不少女工，于是开始能织绫罗。
两宋以后长江流域丝织业有明显发展，北方河北、山东仍保持一定发展势头。但整个黄河流域的丝织业盛况已远不如前。其原因大致有：一是契丹、女真的南进，对桑园的破坏，影响了蚕桑业的发展；二是宋元以后棉织业的兴起，丝织品为棉织品所替代；三是西北丝绸之路的阻隔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绸事业的发展；四是北方人口的南移，加强了南方的丝织业技术力量，促进了南方丝织业向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20]据《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9记载，宋代各路缴纳租税的丝织品有罗、绫、绢、（绸）、絁（粗绸）、丝绵六种，从地域分布情况而言，与唐代并无二致，仍然是河北、河南、山东的黄河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但从缴纳的数量上可看出与唐代有变化：1.所缴纳绢数在10万匹以上的有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河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梓州路、利州路十路。20万匹以上有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梓州路六路，其中两浙路、江南东路最多，前者67万匹，后者38万匹。2.一项也是两浙路、江南东路二路缴纳最多。前者10万余匹，后者6万余匹，其余均在5万匹以下。3.丝绵一项以两计，两浙路200万两，江南东路110万两，其余均在100万两以下，较多为河北西路95万两，成都府路83万两。此外各路上供丝织品数量情况与租税相同，两浙路、江南东路均占首次两位。4.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蚕桑丝织业生产仍然有相当规模。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河北东路因“民富蚕桑，契丹谓之‘绫绢州’”。[21]秦观《蚕书》序言中说：“今余所书有与吴中蚕家不同者，皆得兖人也。”又云：“九州蚕事，兖为最乎！”河北、山东的丝织品也有较著名的，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扎子》说：河北“缣绮之美，不下齐鲁”。其中较著名的仍是定州。但整体说来已不及南方。当时南方的建康（今南京）织造的云锦，苏州织造的宋锦（或称织锦），杭州织造的绒背锦，越州的赵罗，成都的蜀锦，都是闻名全国的织品，由此也都成为南方丝织业中心。南宋时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流域，丝织业又有高度发展，南宋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罗、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此时，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灭南宋以前，赋税中科差丝料大都以丝计量，少见丝织品。灭南宋以后，对江南地区仍旧制夏税折输绵、绢等织物。可见黄河流域缫丝业和织造业已分化，农家以育蚕、缫丝为限。从《农桑辑要》、《农书》记载来看，元代南方育蚕、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和工具都比北方先进，所产丝的质量也高。明洪武年间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南北丝织业的情况。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丝织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以往研究成果甚多，不必详述。此处概括言之。1.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蚕桑缫丝业极为普遍，成为常见的家庭手工业。育蚕缫丝业与丝织业已基本分离。蚕桑缫丝业以湖州最为著名。明王士性《广志绎》：“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2：“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湖地宜丝，新丝妙天下，……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屯、漳等绢，豫、蜀等细，皆易朽烂，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濯百余度，其质尚存。”湖丝既闻名天下，其境内南浔、双林、菱湖、练市以及相邻交界的乌青等镇均成为湖丝的集散地，商业繁盛超过一般县治。2.明清丝织业以南京应天府和苏、杭、嘉、湖为最。南京应天府织造主要为皇室、内府织造各种高档丝织品服饰，为皇室服用和朝廷赏赐所用，民间织造业也很发达。东南三吴地区的丝织业，则为当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以机杼致富者尤众。”三吴地区由此而产生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市镇，如吴江震泽镇，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生业：“绫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又如吴江县盛泽镇“居民以绸绫为业，……迄今日民齿日繁，绸绫之聚百倍于昔，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22]其时“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23]这些城镇乡村居民均以蚕桑、丝织业为主要生计，俱“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24]清代东南市镇都各有专业，而丝织业为其大宗。嘉兴之濮院所产之濮绸名驰海内，“濮绸光滑胜吴锦，花似嘉绫巧并传”。[25]吴江盛泽镇为丝织品集散中心，“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矣”。[26]其他如嘉兴新塍镇、王江泾、青镇、王店镇等都是以丝绸业而繁盛。湖州府之双林、菱湖、南浔、乌青、新市、塘栖等镇以及苏州府领诸县如吴江震泽、盛泽、光福等镇所产锦、罗、绫、绢、绸，都是锦团繁花、巧夺天工之作。除上供朝廷外，还远销海外。于是苏、杭、嘉、湖农村产业以蚕桑丝织为主，稻作成为副业，粮食由两湖、安徽输入。对繁荣当地商品经济，增加地方财富方面，起了重大作用。3.长江上游的蜀锦的地位已为三吴所替代。明末兵燹，成都的“锦坊尽毁，花样无存”，趋于衰落。四川唯保宁府（治今阆中）所产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世称“阆茧”。其丝织品则有“丝绫文锦之饶”。[27]福建沿海漳、泉所织倭缎，丝质来自川北保宁。[28]广东的粤缎色彩鲜华，光辉滑泽，“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29]4.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而言已不如三吴地区，但尚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长治）所产潞绸，名闻宇内。《农政全书》卷31蚕桑：“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予阆茧。”明代潞安府城内“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其机则九千余张”。万历年间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有机一万三千余张，[30]乃有“潞绸遍宇内”之说。河北饶阳的饶绸，山东的鲁绸，关中的秦缎、秦绫、秦缣，河南汴绸、汴绫，也都曾名噪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