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已为世界所公认。但我国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何时，诸说不一。归纳起来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五代说、北宋说七种。汉朝至隋朝说都失之过早，且无实物为佐证。目前比较权威的著作，一部是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部是曾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两书均认为我国印刷术起源于初唐（前者说贞观，后者说武则天时）。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至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间刻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和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两件。我们即采用初唐说。
唐代是我国中古时期经济、文化最繁荣时期，雕版印刷业的产生，正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唐代雕版印刷业有地点可考者有：长安、洛阳、越州、扬州、苏州、江西以及益州等地。长安和洛阳是首都和陪都，全国文化中心，都刻过佛经，如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国，印施普贤像，当是在长安印刷的。扬州和苏州都是唐代东南商业都会，市面上有当地所刻的历本出售。江西即今南昌一带，唐时曾刻过道家炼丹的书《刘宏传》数千本。益州（成都）是西南一大都会，唐时“扬一益二”，经济繁荣仅次于扬州，刻过佛经、术数、字书、小学之类的书籍。总之，初唐开始我国几个主要城市已经出现了印刷品，但当时所印主要还是些佛经、历书之类，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推进作用不大。
五代十国虽然是南北分裂时期，但相对安定的南方各国经济、文化比较繁荣，雕版印刷业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唐代有明显发展，因此在印刷史上五代占有重要地位。当时重要的刻书地点，在北方主要在梁、晋、汉、周四朝的都城开封和后唐都城洛阳。后唐时由宰相冯道主持刻印《九经》，从后唐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四朝22年始成。是我国第一部大部头的经书，也是监本的滥觞。后晋石敬瑭刻过道、德二经。[46]宰相和凝“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47]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自刻的文集。南方各国刻书业则更发达，如南唐江宁府刻过刘知几的《史通》、徐陵的《玉台新咏》和《韩昌黎集》。福建的闽国也刻印过书籍。前后蜀政权十分重视文化，在成都先后刻过杜光庭的《道德经文圣义》30卷、《唐本草》、《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于是蜀中文学大兴。吴越国钱氏信佛，20世纪以来在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发现了一些吴越时所刻经卷。总之，五代时南方诸国重视文化，尤其是成都和杭州，刻书业最为发达，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宋代蜀、杭本最上，就是继承五代而来的。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十分发达的时代，也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有各级学校，需要大量的教本和参考书，同时也十分热心国家图书的收藏和儒家经典、史子医书以及佛、道经典的刻颁，并在政策上鼓励私家刻书，故私家刻书大盛。宋初建国时，经版不及四千，到景德年间，已达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士庶家皆有之”。[48]南渡以后，政治中心南移，衣冠文物南迁，地方官都是文化人，刻书成一时风气。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无不刻书。或刊行自己著作，或刊行先人著作，或刊行乡贤名宦著述，或刻师友著述，或将家藏本善本付梓以便流通，不胜枚举。宋代地方各监司、府县学宫、书院等都以刻书为任。同时由于刻书印卖可以获利，各大城市都有书坊，更刺激了私坊刻书，世家、私塾、寺院莫不刻版印书。因此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版印刷史上黄金时代。[49]
张秀民先生指出，北宋初年刻书不多，真宗中叶以后雕印渐多，神宗熙宁以后解除擅刻书籍之禁，出版自由，各种印本增多。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自唐末五季以来始为印书，极于近世，而闽、浙、庸蜀之锓梓遍天下。”宋代刻书印刷业的普及，大大推动了学术、文化和科技的发展。[50]北宋刻书印刷地点可考者，除汴京（今开封）、杭州、成都、福州等出版中心外，还有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河北东路沧州，京西南路的信阳州，河东路的太原府、解州、绛州，两浙路的越州、明州、章安、钱塘、余杭、秀州、盐官、苏州、吴江、江阴，江南东路的江宁府、歙州，江南西路洪州、吉州、临川、虔州，淮南东路高邮军，淮南西路龙舒，荆湖南路，四川利州路，永兴军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地，都有所刻的书流传下来。其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几个印刷中心：（一）开封府。自五代以来都是北中国的都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央政府机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省、国史院等都刻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最重要的是国子监，以国家财力主刻大量儒家经典，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百八十卷，淳化五年（1005年）全部版成。国子监所刻称监本，北宋监本约有百十余种。此外，刑部、大理院、进奏院等都刊行过不少法律书。太史局设有印历所，掌雕印历书。开宝年间在成都雕成的《大藏经》十三万版，后运至汴京印造。所以这部《开宝藏》，虽称益州版，实在汴京印造。后蜀在成都雕印成《文选》、《初学记》、《九经》等书，后蜀降宋后，雕版被运至汴京，加以利用再印，成为最早的宋本。总之，北宋时首都开封在刻书印刷业，无论其种类还是数量方面，都是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然经女真、蒙古的入侵，图书文物化为灰烬，而开封的刻书印刷业也全遭破坏。（二）杭州。自吴越以来，杭州的经济文化已很发达。北宋时杭州的雕版印刷技术已受政府的青睐。如《史记》、前后《汉书》淳化五年（994年）校毕，即命杭州镂版，以后又有《七经正义》、《新唐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资治通鉴》等都曾送杭州雕版印刷，所以北宋监本除汴京开雕外，有很多是在杭州开雕的。此外，还有私人文集和寺院佛经的刻印，数量繁多。靖康之乱，宋廷南渡，杭州建为临安府，定为都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书籍需要量大为增加，雕版印刷业大为兴旺。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将北宋监本有残缺者重新镂版，未刊者镂版补全，传统的经典复全。同时南宋又刊行了不少医药、本草类图书。南宋监本四部均备，与北宋监本数几同。临安城内各寺院也多刊佛教经典。北宋杭州城内有许多书坊，南渡后私人书铺更多，大大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杭州刊本精良，名闻国内外。北宋时高丽国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版。宋藏书家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三）绍兴府。北宋时绍兴文化已十分繁荣，南渡后绍兴更是文物荟萃之地。刻过《通鉴外纪》、《旧唐书》、前后《汉书》等大部头史书，以及《尚书》、《周礼》、《礼记》、《毛诗正义》等经典。所刻称“越本”、“越州本”，颇为著名。（四）庆元府（今宁波）。原为明州，宋时为对高丽、日本的贸易港口。北宋时已为刻书重地，南渡后，刻书更多，称“四明本”、“明州本”，较著名的有明州本《文选》。据宝庆《四明志》卷2载，州学书版有二十八种，每种注明版数，共三千余版。（五）婺州（今金华）。南宋时婺州官私刻书甚盛，尤善各种翻版，经史子集均有。婺本经书与监本、建本、蜀本齐名。婺本朱熹《论语集注》十卷，传至日本，为日本人所翻刻。（六）衢州。南宋时也是著名刻书地，州学刻过《三国志》、朱熹《四书集注》等等，称为衢本。（七）严州。南宋陆游父子均任严州，故刻书甚多，《剑南诗前集》、《剑南续稿》、《老学庵笔记》等都是他们在任时所刻。严州本还有《六经正义》、《语、孟正义》、《仪礼注》、《通鉴纪事本末》等，严州几部地方志均刻于此。（八）湖州。宋代湖州经济繁荣，地方富裕。绍兴年间湖州归安县王永从兄弟捐家财刻《大藏经》版，五百五十函，印造流通。有余版又刊《唐书》、《五代史》。嘉熙三年（1239年）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刊佛经五千七百四十卷。一地刻两部佛经，亦属罕见。（九）平江府（苏州）。南宋时亦为繁富之地。经济发达，刻书较多。所刻称“姑苏本”、“苏州本”、“吴本”。有《杜工部集》，“每部值千钱，土人争买之”。地志方面有《吴郡图经》、《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等。苏州一带善男信女很多，平江府碛砂延圣院设立经坊，刻《大藏经》，自南宋末至元中叶，历时九十年（1231—1322年），称“碛砂藏”，共五百九十一函，一千五百三十二种，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可见刻书规模之大。（十）建康府（今南京）。南唐时建康已经刊书，北宋时开刊《建康实录》、《花间集》等。南宋时叶梦得曾捐军赋使刊《六经》，其他有关建康的乾道、庆元、景定数志和《六朝事迹》等均在此雕印。（十一）成都府。成都在唐末书铺出卖各种印本，五代后蜀又大力刻书，与杭州一样，有较好的基础。北宋初开宝时开始雕《大藏经》版，费时十二年，共十三万块版，五千四十八卷。这是我国第一次刻成的佛教大丛书，是出版史上空前的大事。北宋曾将这部印本《大藏经》赠送高丽、日本、安南、西夏、东女真、龟兹等国，对亚洲的印刷事业发生过极大影响。因始刻于开宝年，通称“开宝版”，又刻在成都，故又称“益州版”、“蜀版”。成都附近之广都（今双流）以产楮皮纸、竹纸著称，蜀中经史子集都用广都纸传印。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大字本《资治通鉴》，俗称龙爪本。成都府路眉山县为苏轼家乡，刻书特多，有眉山本《册府元龟》，最重要的为七史（宋、齐、梁、陈、魏、北齐、北周书），称蜀大字本。因字、刻均精良，经历代刷印，印版模糊，后人称为“邋遢本”。其版至清嘉庆时，始被焚毁于南京。四川刻通称“川本”、“蜀本”，可与杭州本比美。（十二）福州。宋代福州佛教盛行，北宋元丰至崇宁（1080—1103年）在福州城外白马山东禅等觉院开雕《大藏经》版一副，计500余函，约6434卷，俗称“崇宁藏”。福州开元寺又于政和至绍兴（1112—1151年）雕造《毗卢大藏经》版一副，500余函。简称“毗卢藏”。福州一地在宋代竟开雕两部《佛藏》、一部《道藏》，其版片约近30万块，为我国宗教出版物史上一大盛举，亦见福州雕版印刷业人力物力之盛。（十三）建宁府。附郭建安县和所属建阳县都是南宋雕版印刷业的中心。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水南、崇化及长平等地，书坊林立。尤其是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所刻之书，远销高丽、日本。《方舆胜览》建宁府土产“书籍行四方”，朱熹《嘉禾县学藏书记》：“建阳版本……无远不至。”现有可考的书坊就有37家。自宋至明，建宁书坊之盛，为全国之冠。福建所刻称“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称“麻沙本”。麻沙本因木质柔软，纸质脆薄，色泽黄黑，且为速售，粗制滥造，错误较多，当时被视为劣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云：“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然因其品种繁多，成本低廉，流传至今的宋版，以建本为较多。故建本颇为著名，其中当然也不乏刻工精良、内容上乘的佳作。
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第93—94页）列一南宋刻书地域表，表中反映共183处，以两浙路为最多，共48处，次为江南东西路37处，荆湖南北路28处，福建路22处，淮南东西路19处，四川路17处，广南东西路12处。由此可见，南宋时雕版印刷业几遍全境，对当时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对活跃南方经济也起过重要作用。
张秀民先生指出，宋代刻书的特点有三：一为政府的重视和地方官的提倡；二是刻书地点的普及，南宋十五路几乎没有一路不刻书，而浙、闽、蜀三地所刻尤多；三是刻本内容丰富，经史子集和类书、丛书、佛道藏俱全，品类繁多，印造精美，为后世所不及；更有贡献者为毕昇活字版的发明，周必大还用活字刊印过自著的《玉堂杂记》。张秀民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如明权相严嵩抄家时，就有宋版书6853部。[51]
辽代初年是从北宋输入书籍，以后也发展自己的刻书印刷业。辽代出版业中心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刻过著名的《辽藏》（《契丹藏》），还有些其他佛经。此外如中京大定府也有雕版印刷业。辽代所刻书籍经史子集均有，但最大的工程则为两部《大藏经》刊印，一部为大字卷轴本，一部为细字雕刻的小字本，全为汉文。1974年在今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大字本《契丹藏》12卷，全部为卷轴装，让我们看到了《契丹藏》的真面目。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发现一部约10万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知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说明西夏已有相当发达的雕版印刷事业。[52]金代从熙宗（1135—1148年在位）开始即重视儒学，大定、明昌间儒风大盛，刻书业亦随之兴起。北中国境内各地，包括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各省的九路三十处，都有雕版印刷事业。其中比较中心的地点：一是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由国子监印行书籍，将汴京宋国子监镂版运至燕京刷印，成为金朝的监本，有儒家经典和十七史等。二是南京开封府。金末女真为蒙古军所逼，迁都南京，将大量雕版图书迁至南京，曾镂版《贞观政要》等。三是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金代平阳府出纸，书坊很多，出版业发达。书籍成为平阳特产。平水（临汾的别称，因临汾城西南汾水支流平水而得名）版书籍，天下著名。四是河北宁晋。有荆氏私家刻书，有《五经》、《泰和律义篇》、《广韵》等。金代雕版印刷业虽不如宋代，但超过辽代，有书名可考者约一百余种，经、子、集、宗教典籍、科技医药著作都有，其中最大工程则为《释藏》、《道藏》的刊印，《道藏》且有数部。
元代中央政府对文化控制很严。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云：“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私人著作要经过官方审阅方可刊行，因此阻碍了元代雕版印刷的发展，故元代内地刻书业远不及宋代之盛。其刻书的重要地点：一为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至元年间创立兴文署，掌雕印文书，召集良工刻经史子版本，流传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共294卷。其他也有文集和经卷。二是平阳（时为晋宁路治临汾县），继承金代平阳刻书业，平水私家出版业很发达，有的是金元两代百余年的老铺。三是杭州，两宋以来为全国雕版印刷业之冠。元朝往往将官司送往杭州刻印，因杭州刻工技术高，好纸佳墨易得。元代将亡宋的国子监改建为西湖书院，刻书规模最大，刊行了许多残缺不全的宋监本以及元人文集、戏曲等，又曾两次刊印《文献通考》348卷。四是建宁。建宁路建安、建阳两县南宋以来即为出版印刷中心，建本以数量取胜，质量较差。建宁在宋代私家书坊很多，元代更有所发展，可考者有42家。五为吐鲁番。该处为内地与中亚交通孔道，东西方各种宗教在此会合，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教堂并立相处，出土过汉文、回纥文、蒙文、藏文、西夏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雕版印刷的佛经，都是当地雕版印刷的经典。此外，浙江、江西、江东、湖广、福建、山东、广东各儒学、书院、郡庠、寺庙都刻有儒家经典和佛经。种类是四部齐全，还有医药和科技书籍，工程最大的则为宗教经典，有汉文、蒙文、藏文和西夏文的《大藏经》，又重刊了《道藏》。
明代刻书印刷很盛，政府对出版业十分重视。内府、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和各部院都刻书，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各府无不刻书，各级官吏也出俸钱刊书。袁栋《书隐丛说》：“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此外明代各藩王府刻书约430种，比南北国子监还多，宦官中也有好名而出资刻书者，还有寺庙、书院、书坊、天主堂都刻书，江南地主、富商私家宅塾都刻过不少精品。由于明代书可以私刻，无元代层层审批制度，且刻资低廉，纸墨易得，所以嘉靖、万历以后，凡做过官的无不照例刻集子，成为一时风气。
明代刻书地点实普及全国，不过比较重要的刻书地点为：（一）南京国子监，所刻称南监本。补刻宋元以来国子监残缺本，从各地收集宋元旧刊，修补、重刻了《二十一史》、《通鉴》、《三通》等，为保存我国传世史籍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南京各部院、应天府都刻书。南京城内还有很多书坊，刻印了大量戏曲、小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二）北京。永乐后政府出版事业由司礼监掌握，所刻称“经厂本”，主要刻官方文书。国子监本主要刻经、史，如集经学大成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部院、顺天府和各私家书坊都刻书。（三）杭州。明洪武初将杭州宋元旧版均运往南京国子监，于是宋元以来一直居刻书印刷事业领导地位的杭州为南京所取代。但明代杭州官私刻书印刷仍十分繁荣。杭州官方刻书多为国防、经济方面的条例和律令。杭州私家刻书业十分发达，最著名的是胡文焕文会堂，编刻过不少丛书，杭州天主堂也刻印过书籍。（四）苏州。苏州自宋代以来即为文人荟萃之地，文化发达。明代苏州刻书在万历以前已多达177种，为全国之冠。所刻称“苏版”，与内府版、福建版并称，所刻经、史、医、刑以及舆地、文诗之类均有。私家刻书中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府所属常熟县藏书家、出版家毛晋的《汲古阁》本，种类极多，有著名的《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宋名词六十一种》、《六十种曲》等，流行于大江南北，还远至流求，为保存和流通我国传统古籍起了重要的作用。（五）徽州。徽州自宋以来，纸、墨、砚生产已很著名。明代徽商以盐业财雄一时，也投资于出版印刷事业。徽版书雕镂版画，穷工极巧，为时所珍。明代徽版与杭版、苏版、闽版齐名。（六）建宁。自宋至明福建建宁府一直是全国出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宋、元时书坊集中在建宁府附郭县建安，建阳则麻沙、崇化两处刻书最著名。明时建安书坊衰落，而建阳独盛。麻沙、崇化两处街上都是书铺，天下贩书客商如织。明代建阳提供的书籍数量占全国之最。在技术方面已采用木活字、铜活字印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除上述重点印书版地点外，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地方官署、藩府都有刻书。明代刻书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和宗教典籍外，还有不少科技医药书籍，包括西方翻译著作，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
清军入关后也重视印刷出版事业。全国刻书印刷极为普遍。对出版印刷业最有影响的，首先当然是首都北京，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朝以降素来也是印书中心。清代中央政府印书事属内务府，所刊本均称“内府本”。康熙、乾隆时代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到封建时代的顶峰，两帝均大力致力于文化事业。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所刊书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殿本书甚多，如今流传的重要古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大清一统志》、《全唐诗》、《水经注》、《佩文韵府》等等大部头著作都有殿本。殿本校刊、写刻、纸墨均精，为木版书中上品。清代北京城内除了内府官刻外，还有许多书坊刻书，集中在内城隆福寺和宣武门外琉璃厂两处为最盛。所刻除一般经史和八股文试卷外，还刻小说、民歌、俗曲、鼓词、字典、法律、医书及初级满文课本等。其次是苏州，自明代以来即为出版印刷业中心之一。地方经济发达，故文化事业特别兴旺。苏版书籍多为书坊所刻，康乾年间还成立了同业行会，为他处所无。书坊所刻除经、史、医等书外，还刻了不少小说、戏曲，曾为官方所禁。后起的有广州，刻书印刷业是清中叶以后才兴起的，当地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注重文化事业，开设书坊刻书。当时广州刻工价廉，许多书商喜在广州刻版，运回印刷。佛山镇印书业是清末才兴起的，开始用木版印刷，后多用石印和铅字机印。佛山版多为通俗小说，这是近代市民社会的需要。杭州、徽州书坊衰落，南京亦不及明代之盛。其他各省都有书坊刻书印刷，因均以营利为目的，质量不如殿本，但对普及文化和教育应有一定贡献。清末各地方政府都设局刻书，首创为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于江宁所设金陵书局，光绪年间各省相效仿。所刻称为局本。各局中刻书最精最多为浙江官书局，因有著名学者如俞樾主持其事，故所刻精审，错误极少，超过殿本。估计十余官书局所印书当在一千种左右，四部均备，对当时普及文化起过一定作用。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全国印刷业中心，其时西方石印、铅印传入中国，比木版大为方便，木雕印刷遂被淘汰。其他城市也纷纷成立新法石印、铅印书坊，不能备举。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书籍史上一项革命，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地域变化，实际上也是经济、文化地域变化的反映。印刷术发轫于唐五代，大兴于宋代。宋代以降，至明清刻书印刷业遍及全国。书籍普及，不仅方便了学子，普通百姓的文化知识亦有所提高，对整个封建社会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我们从历史上刻书印刷的中心地点来看，除了开封、北京由于作为首都的特定条件成为刻书印刷业的中心外，其他大都在南方，长期不衰的有杭州、苏州、成都、建宁等。这充分说明，宋代以后南方经济文化无疑胜于北方。宋代以后文人学士南方籍多于北方籍，印刷业的兴旺无疑是个条件。同时印刷业带动了造纸、制墨、雕工业的发展，由此兴起一批以印书为专业的市镇，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印刷业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人文景观的变迁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