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全国交通——城市体系的形成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规划和改建，如大修驰道，自京师达于四方。《汉书》卷51《贾山传》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穿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同时又开凿了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于是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兴起，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陆路有汉武帝所开通穿越秦岭的故道、褒斜道、子午道，通往蜀、滇的西南夷道，通往西北的回中道等；水路有武帝时开凿的关中漕渠等。秦汉时，形成下列几条交通干线：
一、西北干线。由长安向西，沿渭水河谷或泾水河谷，逾陇山或六盘山，贯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地。
二、北路干线。有两条：一条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所开的直道。自咸阳北面淳化为起点，北由子午岭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至今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今尚有断续遗迹可寻，汉时仍被利用。一条从长安（或咸阳）东出，沿渭水至蒲津渡河，沿汾水河谷而上，经平阳、太原，以至云中、代郡。原战国时的秦晋交通本多由此道。
三、西南干线。由渭水流域向南穿秦岭间河谷，由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进入汉中盆地，再由战国时秦国所开石牛（金牛）道入蜀。秦灭蜀即由此道。自此再循秦汉时所开五尺道或称西南夷道入滇。
四、南路干线。由长安东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出襄阳，下汉水至江陵，由荆江溯湘水经灵渠下漓水、郁水（今西江）至番禺（今广州）。由此入海，再往南海诸国。另外还有从长江溯湘、赣等水而上，越过五岭的几条山道如横浦关（今梅岭关）、阳山关、湟溪关等，进入岭南地区。
五、东路干线。从长安东出函谷关至洛阳，东经成皋、荥阳，循济渎抵定陶，又顺济、淄以达东方大都会临淄。这条路线是战国以来中原地区东西交通干线，也是秦汉帝国的动脉。
六、东北干线。从长安至洛阳，再由洛阳渡河，沿着太行山东麓，经邺、邯郸，以通涿、蓟，复向东北至辽东地区。
七、东南干线。由洛阳东经成皋、荥阳至陈留，沿着战国时魏国所开凿的鸿沟南下，由颍水入淮，逾淮由淝水、巢湖以抵达长江，渡江由胥溪运河进入太湖地区。另一支线即由济渎经定陶出菏水，由泗水入淮，复沿吴国所开邗沟抵达江干，渡江而至太湖流域。
八、长江干线。这是唯一一条不由首都出发的水运干线。长江流量稳定，是理想的水运航道。干流自宜昌以下均可通航。公元前308年秦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船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自云梦一带浮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唐（今杭州）。
在上述干线之间还有许多支线相连，难以备述。这一全国性水陆交通网是先秦以来长期形成，而又由秦汉帝国统一经营的结果。不仅在当时起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统一帝国的积极作用，并且为后代长期沿用，直到近代铁路修筑以前，仍然是中国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
随着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加强，原先分布在这些主要交通干线上的城市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长安、洛阳、成都、临淄、邯郸、宛是全国最重要的都会，分别坐落在当时的关中、三河、巴蜀、齐鲁、燕赵、南阳六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区划的观念意识在汉代已经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成熟的区划观念，对几大经济区进行了描述，突出了区域范围、物产、都市、交易之物、风俗等内容。其中对于都市的地理地位十分重视，将一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称为“一都会也”。除此之外，当时主要的都会还有温、轵、杨、平阳、蓟、荥阳、睢阳、陈、阳翟、定陶、寿春、合肥、江陵、吴、番禺等。它们大多为郡国首府，并多数集中于黄河流域。
长安为西汉首都，替代了被毁灭的秦都咸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由于商业繁荣、人口密集，也是全国的消费中心。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10]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以此为起点，也可谓是当时一国际性都会。雒阳在西汉仍保持自战国以来“天下之朝市”的地位，居民多以商贾为业。东汉建都雒阳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后，更促进了城市的繁荣。邯郸在西汉时仍为冶铁中心，是河北平原上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临淄在西汉时设有铁官、服官，尤以丝织业著称于世。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11]成都是战国以来“天府之国”的经济中心，不仅以产蜀锦闻名于世，金银器、漆器制造业亦甚可观，为西南地区一大都会。宛是邯郸以外另一冶铁中心，南阳孔氏以冶铁业兼营商业致富数千金。宛又因为位于关中、河洛、江淮交通之冲，人民多经商，故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12]王莽时强化经济集权，于长安及雒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官，以统制全国工商业，可见均为当时全国第一流都会。
其余政治地位稍次的城市，因居水陆交通沿线或枢纽，而成为一方的商业中心。黄河以北以陆路交通为主，蓟、涿因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两大都会。河东地区的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则因处于晋西北畜牧区与汾、涑河流域农耕区之间，而获贸易之利，成为一方商业据点。轵（今河南济源南）、温（今河南温县西）位于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南北陉道和黄河北岸东西大道交汇点上，成为洛阳北面的两个商业都会。黄河以南以水运为主，阳翟由颍水可达陈、蔡，荥阳位于河济分水的水运咽喉，均成一方都会。定陶仍因居“天下之中”，为东西贸易中心。与定陶地理条件相近的有睢阳和陈（今淮阳），前者处于获、睢二水之间，丝织业比较发达，后者位于鸿沟和颍水交汇处，因水运之便，史称“天下之郊”。[13]合肥和寿春因沟通江、淮两大流域，而被列入重要都会。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下游的吴都具有优越的水运条件，前者近物产富饶的云梦地区，后者有三江五湖之利，均为一方首要都会。岭南的番禺则是西汉时海路对外贸易中心。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西汉王朝通往西域交通道路上的名城。
总的说来，秦汉统一局面，为富商大贾的周游天下，沟通货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正如《盐铁论·力耕》所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充分说明了商业城市地理位置与交通路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