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黄河流域屡遭兵燹，人口严重耗减。如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9]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陶谦之战，“墟邑无复行人”。^[10]其次是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10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11]有的甚至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去的士大夫。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鲜卑境内。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12]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归复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则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国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于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年，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重庆市），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张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而后张既又从武都徙氐5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曹丕即位，建都洛阳，徙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中连续西征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掳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时已经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多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南下，散居于沿边诸郡，入居汾水流域的匈奴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浙、赣两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山地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三国时期没有完整的户口数字，今人研究估计，在吴、蜀、魏三国的范围内人口下限定为大约有3000万，较东汉极盛时期的人口数约减少50%左右。^[13]

经三国时期连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多的。所以《晋书·地理志》序言说太康元年（280年）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各郡所载只有户数而无口数。这个数字肯定不确，今人研究认为实际人口大约达到3500万左右。^[14]今以户数分布而言，秦岭、淮河以北诸州户数占全国的56%，淮河以南长江流域的梁、益、荆、扬四州占37%，云南、两广和越南北部的宁、交、广三州只占6%。北方户口仍占大多数，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司、冀二州，约占全国总数的32.12%。司州相当于今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河南伊洛河流域和河北西南部以邺城为中心的地区，占全国户数的19.45%，冀州大致相当于今河北中部，占全国户数的12.67%。全国郡级户数第一位的是河南郡即曹魏时首都洛阳所在地，也是西晋的政治中心，有户11万，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河北南部与山东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这种分布无疑是三国时代迁徙的结果。

西晋统一的局面没有维持多少时间，便爆发了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八王之乱”，随即又发生永嘉之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北中国再度陷入了长期战乱之中。中原人民为避战乱，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北方人口南迁高潮。以后凡中原较大的政治动乱，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北人南徙。据谭其骧先生研究，从4世纪初永嘉之乱到刘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渡的人口约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每户以5口计，则有700万余口。南渡的90万，占其1/8强。换言之，即北方8个人中有1人南渡，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北来侨民大多集中在南北交通要道上，如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南阳、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安徽境内的芜湖、繁昌、当涂和今江苏境内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带。东晋政权在长江流域设置了大量侨州郡县以安置侨民。南迁的侨民以今江苏境内为最多，约26万，以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最集中，有22万，南徐州全部人口为42万，则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2万余。^[15]

《宋书·州郡志》所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数，为90.1769万户，517.4074万口。这个数字与《晋书·地理志》南方诸郡相比反而大为减少，故今人研究认为当时户口隐匿十分严重，这个数字很不确实，估计刘宋最高峰时期的人口在1800～2000万间。北魏人口大约在3000万左右。6世纪20年代南北人口总数约5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