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铁
铁矿石在自然界中虽分布极为广泛，却因铁的熔点高，冶炼技术复杂，人类发现和使用铁较晚；但由于铁器硬度强、韧性高，它的出现最终排斥了石器和青铜器，促进了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因而它标志着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降临。
在目前已发掘的殷商、西周以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冶铁遗址或铁器实物。迄今可以确定为春秋末期出土的铁器仅有十余件，器类简单，形体薄小，当属铁器刚出现不久之物。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铸铁件是1964年在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1号墓出土的铁丸，经金相分析系白口铁铸成。最早的铁容器是1977年在湖南长沙窑岭15号楚墓出土的铁鼎，重3250克，年代为春秋、战国之交。所以，考古学界多认为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和使用铁器的地方。
战国中叶以后，铁器逐渐推广、普及开来，因而发现和开采的铁矿也愈来愈多。《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海经》所载产铁之山三十七。《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贡镠、铁、银”，此梁州系指秦岭以南广大的西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绝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品，种类有斧、锛、凿、刀、锤、钻、犁、臿、耙、锄、戟、矛、鼎、盆、盘、甲胄、匕首、带钩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武器等。在齐都临淄、韩都新郑都发现过冶铁手工业作坊遗址。
秦统一中国后，执行冶铁官营的经济政策，但全国设置了多少铁冶，史无明文。我们所知今四川邛崃山区，当时肯定是一处大铁冶，《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西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宣布盐铁官营政策，在全国置铁官49处。[117]这些铁官的分布，以今日政区而言：山东12处，江苏7处，河南、北京、辽宁、甘肃、安徽、湖南各1处。其中江苏7处、安徽1处全在长江以北。可见当时全国铁官的地理分布，以北方占绝对优势；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仅有桂阳郡（今湖南郴州市）一处，显然是南方开发较晚、进入广泛使用铁器的时代较中原亦为晚之故。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二十多处西汉铁冶遗址，也全部在长江以北；其中在今河南省者即有10处，著名的有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等。考古证明铁生沟冶铁遗址中所采用的铁矿石，采之于遗址附近的南、北两山上。
在已发现的西汉冶铁遗址中，有些与文献记载的铁官不相吻合。如新疆民丰、库车、洛浦发现的三处冶铁遗址，均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当时为了抗击匈奴、出兵大宛，几十万大军需用铁制兵器来装备，这三处可能是战时临时设置的铁冶作坊。像北京市清河镇、内蒙古和林格尔两处西汉铁冶遗址，亦可作如是观。另外在四川西昌市南40公里黄联关区东坪村一带发现冶铸遗址，炼渣厚积，炉群列布，应属汉代郡国铸钱工场。[118]由此可以推断西汉时期的铁矿和铁官数，必然超过文献记载的数量。
东汉的铁官分布，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有34处，以今日政区而言，计有：山东5处，山西、江苏各4处，河南、河北、陕西各3处，北京、四川、辽宁、安徽、湖南各1处，以上27处与西汉同；另有新增铁官7处，计四川3处、云南2处、甘肃与河北各1处。与西汉相比，山东的铁官数由12处减到5处，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四省的铁官也裁撤了一半，变动较大；而四川新设铁官3处，云南新设2处，反映了东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冶铁生产具有很大的发展。
汉末大乱，铁的生产遭受很大的破坏，曹操曾改铁制刑具为木制。[119]曹操统一北方后，始在河北开冶，设“司金都尉”、“监冶谒者”等职，专门管理冶铁事业；其中韩暨大力发展水冶，“在职七年，器用充实”。[120]曹魏立国后，又在白超垒（今河南新安县铁门镇东）、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天水（今甘肃甘谷县东南）、南安（今甘肃陇西渭水东岸）等地发展铁冶。刘备据有益州，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121]越巂郡的定笮、台登、卑水三县（治所分别在今四川盐源县南、冕宁县东、会理县东北）产铁，蜀汉设官管理后“器用周赡”。[122]孙吴立国东南，铁冶以武昌（今湖北鄂城）较为发达，“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123]
西晋统一全国后，设“卫尉”一职，专管江北“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124]而江南只有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市东北）和冶塘（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东南），不属卫尉管辖。永嘉之乱以后，江北诸冶大都遭到破坏而废弃，而江南的梅根、冶塘两冶乃显得日益重要。东晋的冶铁业还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发展，据《晋书·庾翼传》：“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反映了当时冶铁业不仅在汉族地区，同时也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事实。不过，迨至东晋末年，江南诸铁冶因“收入甚微”而只保留了铜官大冶（即梅根冶）和都邑小冶各一处，“余者罢之”。[125]
十六国时，战争频繁，矿业生产几乎无可称述，惟因军事需要而尚有一定的冶铸业。如后赵石虎曾在渑池建立铁冶，徙刑徒于此处冶铁。[126]南燕慕容德也在商山（今山东桓台县东南）建立铁冶。[127]此时的西域，社会相对安定，“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128]反映了当时屈茨（今新疆库车）冶铁业的发达。
北朝以北魏时相州的冶铁作坊“牵口冶”最为有名（故地为今河南浚县北十八里之牵城），“常锻炼为刀，送于武库”。南朝梁时浮山堰（在今安徽五河县东），梁武帝下令“引（建康）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鬲、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129]足见东、西二冶铁器的产量相当可观。
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代官营铁冶最初只有铁山五处，到宣宗时增加到七十一处。唐代产铁分布零散，但相对集中于下列六个地区：（1）胶东半岛。此地最大的冶铁中心为兖州莱芜县（今山东莱芜市），《新唐书·地理志》载有铁冶十三。《元和郡县志》兖州莱芜县：“韶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其山出铁，汉置铁官，至今鼓铸不绝。”《新唐书·王涯传》：“自李师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此12州是：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这些地方差不多涵盖了今山东大部分地区。《太平寰宇记》载青州有铁冶十八，当为唐末五代时事。（2）太行山东西两翼。据《新唐书·地理志》，太行山西侧的河东道，有12府州、13县产铁；东侧的河北道有5州7县产铁。大抵太行山区、吕梁山区、五台山区是唐代产铁中心之一，其中并州（太原府）的铁器很有名，杜甫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130]任华作诗曰：“锋芒利如欧冶剑，劲直浑是并州铁。”[131]（3）剑南山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载，剑南山区有15州，24县产铁；邛州还有官营的铁矿，《元和郡县志》于邛州临溪县下载：“孤石山在县东十九里，有铁矿大如蒜子，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4）秦岭山区。据载秦岭山区有5府州、7县产铁，西起秦州成纪，东至兴元府西县。（5）江南丘陵地区。据载长江中下游地区丘陵地区产铁处，有15州、25县，分布在今湘、鄂、赣、浙、闽诸省及苏、皖二省南部。其中舒州（今安徽潜山）、宣州（今安徽宣城市）是全国贡铁最著名的两州。《全唐文》卷751杜牧《上盐铁裴侍郎书》：“盐铁重务，根本在于江淮。”（6）南岭山区。据载广、连、昌、贺、永、道、虔7州11县产铁。
此外，渤海国的位城也产铁。《新唐书·渤海传》：“俗所贵者曰……位城之铁。”位城系铁州治所（故址在今吉林敦化市东南），铁州当因以产铁著称而得名。
北宋铁矿分布于36个州（军、府）内，以北方居多。元丰元年（1078年）铁的产量为5501097斤，其中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市）綦村冶2173201斤，占39.5%；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固镇冶1971001斤，占35.8%；徐州（今江苏徐州市）利国监308000斤，占5.6%；兖州（今山东兖州市）242000斤，占4.4%；威胜军（今山西沁县）228286斤，占4.1%。此五处铁产地，全在北方，产量占全国的89.4%。沈括所说的“百炼钢”，即产于磁州。[132]
南宋时，邢、磁、徐、兖州和威胜军的大型铁矿已划入金朝版图；南宋境内的铁矿，主要分布在今江西境内的信州铅山场、抚州东山场和弋阳县、上饶市。
关于辽、金的铁矿生产，文献记载不详。考古工作者于1961—1962年期间在黑龙江阿城县五道岭地方，发现了金代中期的铁矿井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并查明金代铁器在黑龙江省有大量广泛的分布。
元代将铁分成生黄铁、生青铁、青瓜铁和简铁四等，[133]产地以腹里为主[134]。从元太宗八年（1263年）到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的80多年间，腹里境内先后共设铁冶26所，其中在今山西境内的有大通、兴国、惠民、利国、益国、闰富、丰宁8所（丰宁之冶有二），在今河北东部的有双峰、暗峪、银筐、大峪、五峪、利贞、锥山7所，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太行山麓地区有神德、左村、丰阳、临水、沙窝、固镇6所，在今山东境内的有宝成、通和、昆吾、元国、富国5所。这些铁矿产地，有的是继承宋代的，有的是新发现的。虽然这些铁冶的年产量不详，但各地冶户多至760至6000户，可以想见其规模是相当庞大的。
元河南江北行省的铁，主要产于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市）。除腹里、河南外，铁课“独江浙、江西、湖广之课为最多”。[135]
明洪武六年（1273年），全国置铁冶13所，其中南方6所、北方7所，但各冶的产量差别很大，兹将洪武七年的铁冶产量列表如下：
说明：本表采自夏湘蓉等著《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146页，略有变动。
由上表可知，进贤、兴国、黄梅三冶的年产量，均超过了100万斤；而山西虽有五冶，加起来却只有762000斤，尚不及进贤一冶产量的一半！总计南方六冶铁的产量为6392777斤，占当年全国总产量9052987斤的70.6%；北方七冶产量仅为1660210斤，占总产量的18.3%；其他不设铁冶的地区（含北平、河南、浙江、四川等布政司）铁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1.1%。可见，明初全国铁冶业的重点已明显地南移。
明初铁的生产，相对来说产量很大，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因而铁已过剩。于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各布政司铁冶”，[136]八年后再开官冶。到洪武二十八年，内库库存铁多达3743万斤，因此太祖“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137]明朝中、后期，铁冶生产的地理格局稍有改变。在北直隶，出现了著名的“遵化铁冶”。遵化即今河北遵化市。遵化铁冶的工人最多时达2500多人，最少时也有1500多人，是明代中后期最大的铁矿生产基地，所以正统初上谕工部曰：“军器之铁止取足于遵化收买。”[138]在山西，仅阳城一县在天顺、成化年间（1457—1487年）的产量，就相当于明初山西全省每年铁产量的七八倍！[139]
清代的铁矿产地，有135处，内地十八省中除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之外，均有出产。[140]著名的铁厂，北有汉中（陕西）、南有佛山（广东）。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汉阳炼铁厂，铁矿石来源于大冶铁矿。民国年间，少数地质工作者曾对辽宁鞍山、湖北大冶、海南岛石碌、四川攀枝花、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的铁矿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初步估算全国的铁矿储量约有1亿多吨。
纵观历代冶铁生产的地域分布，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北方黄河流域为生产重心，因为从秦汉到清代（明初除外），黄河流域铁冶点占全国总数的百分比一直在80%以上，即使最低的现代也占了76%。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从具体位置上看大多数位于山地或丘陵的边缘、沟谷地带，而在总体上又集中于五大区域，即：燕山—太行山—崤山山脉、山西山地、豫西山地、鲁中山地和关中盆地。这五大区域总面积不及整个黄河流域的四分之一，而长期保持了约占总数五分之四的铁冶点；其中又以燕山一太行山一崤山地区为铁冶生产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一区域一直保持了约占总数30%的铁冶点。[141]只是近代以来铁矿勘探技术的进步，才逐渐改变了这一区域独占鳌头的局面。
【注释】
[1]唐元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3]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业》，载《文物》1972年第11期。
[4]《汉书》卷28《地理志》。
[5]〔东汉〕桓宽：《盐铁论·本议》。
[6]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卷二器物类。
[7]《汉书》卷72《贡禹传》。
[8]《后汉书·章帝纪》。
[9]〔东汉〕王充：《论衡·程材》。
[10]〔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引《陈留风俗记》。
[11]《战国策·齐策六》。
[12]陈跃钧等：《江陵马砖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载《文物》1982年第10期。
[13]《魏书》卷110《食货志》。
[14]《魏书》卷7下《高祖纪》。
[15]〔东晋〕左思：《魏都赋》。
[16]〔东晋〕陆翔：《邺中记》。
[17]上引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
[18]《隋书》卷80《列女郑善果母传》。
[19]《旧唐书》卷105《韦坚传》
[20]详见邹逸麟《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载《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1]《宋史》卷299《张洞传》。
[22]沈云：《盛湖杂录》，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3]〔明〕于慎行：《谷山笔廛》卷4。
[24]〔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
[25]〔清〕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26]清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
[27]〔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
[2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2《乃服》。
[29]清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府志》。
[30]清乾隆《潞安府志》卷25
[31]〔宋〕袁文：《甕牖闲评》卷4。
[32]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载《文物》1962年7、8合期。
[33]〔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4。
[34]〔明〕丘浚：《大学衍义补》
[35]清乾隆《湖州府志》卷41。
[36]《皇朝经世文编》卷37。
[37]〔清〕方观承：《棉花图》跋。
[38]〔清〕林则徐：《江苏奏稿》二，见《林文忠公政书》。
[39]清乾隆《上海县志》卷1。
[40]清光绪《青浦县志》卷2。
[41]〔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42]〔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43]〔清〕方观承：《进棉花图跋》，《燕香二集》卷下。
[4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
[45]《清高宗实录》卷747，乾隆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46]《旧五代史》卷79《晋高祖纪》。
[47]《旧五代史》卷127《和凝传》。
[48]《宋史》卷431《邢昺传》。
[49]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0]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2]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载《文物》1994年第9期。
[5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54]李为：《历史时期中国造纸业的分布与变迁》，载《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
[55]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5页。
[56]《蔡襄集》卷33《文房四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7]〔北宋〕苏轼：《东坡志林》卷9
[58]《蔡襄集》卷33《文房四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9]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
[60]〔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
[6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62]李为：《历史时期中国造纸业的分布和变迁》，载《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
[63]本节主要参考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撰写。
[64]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上虞县文化馆：《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载《文物》1981年第10期。
[65]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上灶官山越窑调查》，载《文物》1981年第10期。
[66]权奎山：《陆羽〈茶经〉与洪州窑瓷器》，载《文物》1995年第2期。
[67]李辉柄：《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载《文物》1981年第9期。
[68]〔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
[69]李辉炳：《略谈我国青瓷的出现及其发展》，载《文物》1981年第10期。
[70]李辉柄：《汝窑遗址的发现与探讨》，载《文物》1991年第12期。
[71]〔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
[72]本节内容主要参考了夏湘蓉等著《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出版）、钮仲勋《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2辑）、黄盛璋《唐代矿业的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7辑）、张滥模《从中国古代矿业看金属矿产的分布》（《科学通报》1955年9月号）、杨远《西汉盐铁工官的地理分布》（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学报》九上，1978年）、郭声波《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论著编撰而成
[73]〔梁〕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汉嘉条引诸葛亮书，又见《全三国文》卷59。
[74]〔梁〕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广汉郡下引。
[75]〔元〕张存惠：《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4引。
[76]《太平御览》卷47引。
[77]《唐大诏令集》卷112。
[78]参见〔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崇宁七年正月己丑条。
[7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三“金”
[80]《明史》卷81《食货志》
[81]《太平御览》卷813引《南中八郡志》。
[82]《宋书》卷92《徐豁传》。
[83]《太平御览》卷812引。
[84]《太平御览》卷812引。
[85]《太平御览》卷812引。
[86]《太平御览》卷812引《后魏书》。
[8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0郴州平阳县。
[88]清同治《德兴县志》卷10。
[8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
[90]〔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7。
[9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8。
[92]李问渠：《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93]陕西博物馆朱捷元：《长安县发现唐丁课银铤》，载《文物》1964年第6期。
[94]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72年第7期。
[95]《太平寰宇记》卷117。杨守敬《古逸丛书》本。
[9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
[97]《元史》卷16《世祖本纪十三》。
[98]〔清〕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23“征榷·坑冶”。
[99]《明史》卷81《食货志》。
[100]杜佑《通典》言：每一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费锡四万九千五百斤。唐代铜钱的成分为：铜83.5%、镴（锌合金）17.4%、锡2.3%。
[101]现代青铜冶金试验表明：纯铜的布氏硬度为35，若加10%的锡则铸造后的布氏硬度为88，再经锻捶硬度可上升到228。
[102]先秦、秦汉时许多场合所说的“金”是指现今的铜。
[103]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第257页。
[104]见赵宗溥《青铜文化来源考疑》，载《矿测近讯》第89期，1948年。转引自夏湘蓉著《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207页。
[105]见〔清〕陈介祺：《簠斋藏镜》。
[106]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载《考古》1962年第10期。
[107]《太平御览》卷343引陶弘景《刀剑录》。
[108]《南齐书》卷37《刘悛传》。
[109]《太平御览》卷48引《江夏图经》。
[110]《太平御览》卷170引《鄱阳记》。
[111]《魏书·食货志》及《崔鉴传》。
[112]《旧唐书》卷105《韦坚传》。
[11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7。
[114]《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4。
[115]《新元史·食货志》。
[116]〔清〕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23“征榷·坑冶”。
[117]详见《汉书·地理志》。
[118]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东坪汉代治铸遗址的发掘》，载《文物》1994年第9期。
[1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三》。
[120]《三国志·魏志·韩暨传》。
[121]《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122]《三国志·蜀志·张嶷传》。
[123]《太平御览》卷343引陶弘景《刀剑录》。
[124]《宋书》卷39《百官志》。
[125]《宋书》卷42《王弘传》。
[126]《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127]《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128]《魏书》卷110《食货志》。
[129]《梁书》卷18《康绚传》。
[130]〔唐〕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歌图》，《全唐诗》卷219。
[131]〔唐〕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全唐诗》卷261。
[132]〔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3。
[133]《元史·食货志·岁倮》。
[134]《元史·地理志》：“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犹云内地。”
[135]《新元史·食货志》。
[136]《明史·食货志五》。
[137]《明太祖实录》卷176及卷242。
[138]《明会要·食货五》引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139]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载《北京师大学报》创刊号（1956年第1期）。
[140]由于学术界缺乏对清代铁矿产业的系统研究，此处对这一内容无法展开详细的叙述。
[141]以上观点，均系郭声波《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一文的结论，载《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