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及其分布地区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从木、石向铁制的演变，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有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后，大田的作物无论在种类和产量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吕氏春秋》中列举了：禾（稷）、黍、稻、麻、菽、麦以及大麦。这七种粮食作物代表战国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秦汉时期基本相同。但其种植地域分布与以往有所不同，表现为：一是稷仍是大田中主要粮食作物，汉代经学家将“稷”训为“粟”，许慎在《说文解字》称：“粟，嘉谷实也。”贾思勰《齐民要术》更明确地指出：“谷，稷也，名粟。”在两汉文献中多以“粟”为名代表北方种植量最大的粮食作物。二是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小麦之称最早见于《氾胜之书》，冬小麦古书上称为宿麦，春小麦称为旋麦。战国末年洛阳地区种春小麦，洛阳北面的温县一带种冬小麦。^[114]汉武帝前关中地区不种小麦，董仲舒建议关中扩种宿麦（冬小麦），“令毋后时”。^[115]元狩三年（前120年）“劝有水灾郡种宿麦”，^[116]以供翌年夏秋青黄不接之需。这是因为战国秦汉时代全国大兴水利，特别是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当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淀，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117]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小麦大面积种植创造了首要条件。其次石盘的普遍使用，对小麦的推广也有重要作用。石盘大致出现于战国，普及使用则在汉代。^[118]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河南洛阳城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和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都出土过汉代石磨，反映汉代已将小麦从粒食改粉食，这必然对推广小麦有促进作用。东汉开始，黄河流域大田粮食种物中，小麦已占很重要地位。尤其是黄淮平原徐、兖二州一带大田已以产小麦为主。^[119]三是水稻种植较春秋时大为发展。秦汉时期北方特别关中地区修建了一系列水利灌渠，如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湋渠等，灌溉条件大为改善。水稻种植更为发展。汉武帝下令“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120]《氾胜之书》中单设篇目介绍水稻的种植方法，说明当时关中地区很重视水稻生产。南方是水稻的主要产区，但这时大多数地区还处于“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阶段，植稻区主要限于太湖平原与成都平原等地。秦汉时期在文献中记载的水稻种类有增加，《氾胜之书》中明确提到了秔稻和秫稻，也就是粳稻和糯稻。东汉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堪在今北京市顺义区一带的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121]这是今北京地区种植水稻之始。直至北魏、唐代北京地区仍有种植水稻的传统。又如黄河以南淮、汝、颍、涡、睢、汴之间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水稻种植区。^[122]总之，战国秦汉时黄河流域稷（粟）仍是大田中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小麦种植已渐发展至仅次于稷的地位，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大量种植，较春秋时有明显的改变。秦汉时期北方旱地作物中，除粟类作物品种不断增加，豆类作物也出现了大豆、小豆的记载，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中还提到豌豆、胡豆等。江淮以南当以水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