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铜和锡
我国是发现、冶炼和利用铜矿、锡矿最早的国家之一。根据考古材料，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器是1977年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铜刀和几片碎铜块，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在我国先秦时期主要用铜来铸造青铜器，而秦汉以来则主要用铜来铸钱和铜镜。无论是青铜器还是铜钱的铸造，都需要锡作为辅料。[100]所以将铜和锡一起来叙述。
我国的青铜器时代从商代早期开始（有人推测始于夏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叶，持续时间长达一千多年。殷商、西周是我国青铜器的鼎盛时代。20世纪以来在我国各地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如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多达468件、重1.6吨。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是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被称为“青铜器之王”。经分析，它是铜、锡、铅的合金，其成分分别为84.77%、11.64%、2.79%，代表了殷商晚期青铜器制作的最高水平。[101]
商周时代出土了如此大量的青铜器，说明当时铜和锡的产量非常丰富。但是当时的铜、锡矿源在哪里呢？一般认为中原地区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数可能来自南方。《诗经·鲁颂》：“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这说的是淮夷贡献的珍宝中，有一大批南方所产的铜。[102]在曾伯
簠铭文中，也提到淮夷，还有“金道锡行”之言。“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交易入贡的道路。[103]春秋时的曾国，在今湖北随州市之南，位于南、北交通要道，所以“青铜原料之来源，未必不可取自南岭一带”。[104]《国语·楚语下》：“又有薮曰云连徒洲（江汉平原上云梦地区），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这里的金当指铜。
锡的产地，古今均在南方，《周礼·职方》：“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尚书·禹贡》：“扬州……锡贡。”郑玄注：“此州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锡，所以柔金也。”《考工记》：“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出现和逐渐普及，青铜工业已走向衰落，中国文明步入了铁器时代。从此以后，大量的铜不再被用来锻铸青铜器了，而是铸造了数不胜数的铜钱和铜镜，以及其他许多精美的铜器。
西汉时，铜的产地有丹阳、越巂、益州诸郡。据《汉书·地理志》载，丹阳郡设有铜官，为西汉时唯一设铜官的郡。丹阳铜的产地，历来认为在今安徽当涂县境内，此地位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区的东北端。当时人们称丹阳铜为“善铜”、“嘉铜”，如铜镜铭文有云：“汉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杜氏作镜大毋伤，新有嘉铜出丹阳”，[105]等等。这说明西汉以丹阳铜的质量最好。吴王刘濞谋反时，所据有“章山之铜”。章山也在今安徽南部。又据《汉书·地理志》越巂郡：“邛都，南山出铜。”邛都治今四川西昌市。该书还提到益州郡的俞元县怀山、来唯县从陛山均出铜。俞元县在今云南澄江县，来唯县在今云南蒙自县。可见北起西昌、南迄蒙自的铜矿带，西汉时即已发现。锡产于南方，《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出连、锡。”“连”，或说即为锡，或说为铅、锡合金。
东汉的铜矿产地，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有四处：俞元、邛都、朱提（今云南昭通）、贲古（今云南蒙自县东南）。前两处是继承前代的，后两处是在川滇铜矿带新开的矿。实际上的铜矿产地，应不止四处。例如从东汉后期铜镜铭文演化情况来看，继“善铜出丹阳”之后，出现了“铜出徐州、师出洛阳”，或“铜以徐州为好、工以洛阳著名”等铭文铜镜，说明徐州是继丹阳之后的另一个著名的铜矿产地。此地就是现在江苏省北部的铜山县。1955年在辽阳三道壕清理两座西晋壁画墓，出土了一面鸟纹规矩镜，铭文为：“吾作大竟（镜）真是好，同（铜）出余（徐）州清且明兮”，亦是明证。又如山西运城洞沟的古铜矿遗址，崖壁上刻有东汉光和二年（179年）、中平二年（185年）的题记，考古工作者在1960年至1961年间发现有古矿洞七处，矿石是黄铜矿，也有少量孔雀石，并发现铁锤、铁钎等开矿工具和一块铜锭。[106]可见著名的中条山铜矿，至迟在东汉末业已开采。
《续汉书·郡国志》记载锡的产地有三处。益州郡“律高，石室山，出锡”，贲古“采山，出铜锡”。律高在今云南开远市北，采山则在今个旧市。可见“锡都”个旧，东汉时即已产锡。另一处为汉中锡（故地在今湖北郧西县），“有锡，春秋时曰锡穴”，有人怀疑此非锡矿，而可能是铅矿。
魏晋南北朝时，铜、锡矿的记载也很少。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107]常璩《华阳国志》提到产铜之地有汶山郡之邛都县、梁水县（今云南开远市），产锡之地有兴古郡之律高县。南朝的铜矿，产于南广郡蒙山（今四川名山县西）[108]、武昌郡白雉山（今湖北大冶东）[109]、鄱阳郡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东）[110]、宣城郡的梅根冶（今安徽铜陵县）。据《太平寰宇记》载：“自齐、梁之代为梅根冶以烹铜、铁，……铜山出铜，以供梅根监。”北朝的铜矿，产于恒农郡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均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南），河内郡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市西北），南青州苑烛山（今山东沂水县境），齐州商山（今山东淄博市东）[111]等地。
唐代产铜之地甚多，南北各地皆有。《旧唐书·食货志》载元和三年（808年）诏云：“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铜者可资于鼓铸。”但主要集中在中条山区、太行山区、秦岭山区、剑南山地、南岭山区和长江下游丘陵地带。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铜矿产地有陕州平陆，河中府解县，绛州闻喜、翼城、曲沃。这些地方均属中条山地区。《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时，天下铸钱之炉九十九，而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其中绛（治今山西新绛）、蔚（治今山西灵丘）二州合之占全国五分之二，则其地必为产铜最多之地。《旧唐书·食货志》载，大历四年（769年）户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原二监，增置五炉铸钱。从之。《元和志》载，蔚州飞狐县（今河北涞源）三河冶旧置炉铸钱，至德后废。元和时复置五炉铸钱。太行山区的铜矿，产于潞州黎城、阳城、代州五台、太原府盂县、定州唐县，可见此山东、西两麓均有出产。秦岭铜矿主要产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市），商州的红崖冶出铜益多，洛河上游的洛源监，岁铸钱七万二千贯。剑南山地的铜矿，出产于邛州临邛县（今四川邛崃市）的铜官山、雅州荥经县（今四川荥经县）的铜山、梓州铜山县（今四川射洪县西）的可象山。南岭山区的产铜之地有郴、连、贺、桂四州（治所分别在今湖南郴州市、广东连州市、广西贺州市东南和桂林市）。郴州桂阳监，每年铸钱五万贯。长江下游丘陵地带的铜矿，出产于扬、润、宣、饶、信诸州（治所分别在今江苏扬州市、镇江市，安徽宣城市，江西鄱阳县、上饶市），扬州铜镜在唐代最为有名，[112]宣州当涂县“赤金山在县北一十里，出好铜与金类，《淮南子》、《食货志》所谓丹阳铜也”，[113]其地为南朝以来，为梅根冶所在。除上述六大铜矿集中产区之外，兖州莱芜县（今山东莱芜市）等地也产铜，渤海国的铜州（今吉林镜泊湖之南）当因产铜而得名。
隋唐时代的锡矿，见于《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分布在十六个县，其中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有十一县：光州乐安，梁州西县，越州会稽，湖州安吉，虔州虔化、南康、大庾，道州江华，贺州冯乘、富川，潭州长沙；以北仅五县：洛州长水、伊阳，相州武安，泽州阳城，兖州莱芜。
宋代铜矿的分布情况，和唐代比较起来有显著的变化。宋时铜矿集中分布在今江西、湖南、广东三省境内，而绛州铜矿到宋代已不见记载。
北宋元丰年间，有22个州（军）出产铜矿，其中以韶州岑水场、巾子场，潭州永兴场等地产量最高。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李大正言：“自昔坑冶铜课，最盛之处曰韶州岑水场、曰潭州永兴场、曰信州铅山场，号三大场。”[114]岑水场在曲江县（今广东韶关市）境内，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大型铜矿，元丰元年（1078年）岑水场产铜12808430斤，竟占当年全国铜总产量的87.7%。后来产量虽急剧下降，南宋初产量为近四百万斤，乾道二年（1166年）约十万斤，仍很可观。永兴场在浏阳县（今湖南浏阳市）境内，也是一个开发较晚的铜矿，元丰元年产量为1708250斤，占全国的11.7%。经过八十多年开采，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年产量仍有1796000斤，比元丰时略有增加，可见这个铜矿的蕴藏量是很丰富的。铅山场在铅山县（今江西铅山县南）境内，唐时已有开采，北宋初停罢，绍圣三年（1096年）恢复生产，只产胆铜，乾道二年的产量为96336斤。
宋代锡矿，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三载：元丰时有26个州（军）产锡。这些州、军集中分布于今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省（区）交界的南岭山区。其中，贺州元丰元年锡产量为878950斤，占当年全国总产量的37.9%，可见贺州（今广西贺州市东南）是宋代的主要产锡之地。
到了元代，宋时铜矿产地多不见记载，可能是这些铜矿区内易采的富矿体已衰竭。不过，元代在益都路临朐县（今山东临朐县）七宝山、锦州、瑞州的鸡山与巴山（在今辽宁省西部）、澂江（今云南澄江县）萨矣山均新辟了铜冶。激江铜矿的开辟，为明清两代开发云南铜矿的先声。
元代铸币很少，产铜不多，锡的产量也不大，产地仅限于沅、辰、靖诸路[115]（今湖南西部芷江、沅陵、靖州县）；而宋代产锡最多的贺州，元代也不见记载。
明代铜矿的分布情况，宋应星有简明的记载。《天工开物》下卷“五金”：“凡铜坑所在有之……今中国供用者，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东南间自海舶来，湖广武昌、江西广信皆饶铜穴，其衡、瑞等郡出最下品。”广信在今上饶市，衡州为今湖南衡阳市，瑞州为今江西高安市。可见铜产地全在长江流域。
明初，铜场仅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116]反映了当时云南产铜颇盛。
《天工开物》也记载了明代锡矿产地的分布情况，云：“凡锡，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今衣被天下者，独广西南丹、河池二州，居其什八，衡、永则次之；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临贺郡指今广西贺州市，南丹、河池今为广西二县，衡、永为今湖南衡阳、永州二市，大理、楚雄则属云南。
清代的铜矿，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内，其次为四川西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也有一定的产量。
云南铜矿的极盛时代，大约是在雍正初到嘉庆中期，铜厂从起初的十七厂发展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四十六厂，即使年产量最低的乾隆十五年也有9155974斤，最高的乾隆三十年可达14674481斤。该省铜矿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集中的区域：（1）滇北区，包括东川、鲁甸、巧家、昭通、大关、永善、宣威、镇雄各州县，其中以原东川府所属各厂为最盛，特别是东川府城西南160里处的汤丹厂、会泽县境内的碌碌厂，两厂产量占全省产量的70%以上。当时运往北京宝泉、宝源两局铸钱用的滇铜，主要靠此二厂供应。（2）滇西区，包括永北、丽江、云龙、永平、保山、顺宁各州县，其中以顺宁（今凤庆）的出产为最盛。（3）滇中区，包括滇池和抚仙湖周围各州县，并南延至开远、蒙自等地，本区均属小厂，以寻甸、易门、云龙各处产量较丰。
嘉庆中叶以后，滇铜产量逐年下降，于是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开始采四川铜矿以济不足。四川的铜矿主要集中于西部的宁远、叙州二府，在地理上与滇北铜矿区同属于一个整体，产量较大的有会理州（今会理县）迤北厂、金狮厂，西昌县（今西昌市）金马厂，盐源县甲子夸豹子沟厂，冕宁县金牛厂，屏山县龙门溪厂，马边厅（今马边县）铜大厂，雷波厅（今雷波县）分水岭厂等。
清代的锡矿，以云南、湖南二省开采最盛，云南主要是蒙自县的个旧锡矿，湖南锡矿产于郴州、宜章等地。
纵观历代锡矿的地理分布，以南方占压倒优势，无论是青铜时代，还是汉唐盛世，抑或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均产在南方，尤其以西南地区为盛。
历代铜矿生产的地理分布，则应以南方为主。唐代以前，北方虽然出现过像徐州、中条山这样的大型铜矿，但南方的大型铜矿更多。宋代以后，随着南方铜矿的进一步开发和随之而来的矿业经济的崛起，北方铜矿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以至于今天全国六大铜矿中，北方仅有山西中条山、甘肃白银厂两处，年产铜均为1万多吨，仅占全国年产量30多万吨的6.7%而已；其余安徽铜陵、江西德兴、湖北大冶、云南东川四大铜矿全部位于长江流域，年产铜分别为12万多吨、10万多吨、5万多吨和1万多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3.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当与铜矿矿业经济的变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