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
珠江三角洲的珠江原指流经广州的一段河道。今天则成为西江、北江、东江三条大河及其支流组成水系的总称。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就是在一个岩岛罗列的浅海湾上，由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河流挟带的泥沙，借助南海海潮的顶托，使泥沙迅速沉积而成的三角洲平原，为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平原。据地质、地理工作者研究，珠江三角洲原是一个浅海湾，在地质时期有几次海平面的升降，珠江三角洲有几次海退、海进的桑田沧海的变迁。进入历史时期以后，海面基本稳定，以后海岸线向外延伸，很多古海岸沙堤被埋在地下。
早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已有人类居住，从海滩上遗留的大量蚝、蚌、螺、蛤等水生动物的遗壳、残骸看来，当时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这是地理环境使然。这种遗壳大量堆积的遗址，称为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至今共发现七十余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上部地区，集中在高要羚羊峡口，三水芦苞、西樵山至佛山、顺德、新会、广州和东江三角洲等地带。这些遗址大多在今村落附近，在河流沿岸的高亢而平坦的丘陵或台地上。在这些原始村落中出土大量石片、石核、石砺、石碎、石斧及陶片。有人推测已有早期锄耕农业，可同时出土多为贝壳遗骸和兽骨，可见农业在当时并不占主要地位。珠江三角洲在秦汉时代还是一个大海湾，番禺（今广州）城南的珠江又称为珠海。海湾中岩岛丛立，水网交错，海潮入侵，给早期农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
近代在当地战国汉代古墓中出土有铁制的农具，说明当时农业已有一定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说：“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但在战国秦汉时代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并不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水经·泿水注》：“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这反映了公元二三世纪时，在珠江三角洲一些浅丘上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农业，人烟渐趋稠密。我们从佛山周围阔石等地发现的东汉古墓随葬品中有井、船、水田等模型，水田为“田”字型方格，有牛耕，田外有小河，小船泊在河旁。伴随出土的还有水稻谷粒一罐。1969年曾在顺德发现西汉墓中有陶器内藏有炭化稻谷，说明西汉时珠江三角洲已种植水稻。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有较大发展，因为这时黄河流域长期战乱，中原人口大批南迁，进入岭南地区也不在少数。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上岭南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两广地区现已发现的两晋晚期墓中砌墓的纪年铭砖中，常见“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吉语铭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107]隋唐时期，牛耕技术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粮食作物除水稻外，只有少量小麦，正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中说：“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
宋代珠江三角洲农业有显著发展。原因是：一是由于泥沙沉积，出现大片沙坦地。二是北方人口大量迁入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南宋时代。宋代在九江（今佛山市西南、西江北岸）、桂州（今顺德南）、沙湾（今属广州）一线以北的南海、顺德、番禺一带地区，居民村落栉比，四周阡陌纵横。但由于珠江三角洲径流弱，潮汐强，河网交错，农业开发首先要围堤，否则无法开垦。所以珠江三角洲农业开发形式主要是围堤。有的沿着河流两岸，顺着河道水流的趋向修建单向较大堤防。有的圈筑成封闭的小围。当地人把堤、围混用，以堤作围。珠江三角洲的围堤农业究竟起于何时，尚无可靠资料，不过起源很早当是可以肯定。因为无围堤无法进行农耕。据有关研究，宋代300年间，沿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陆续修筑堤围，共28条，堤共长66024丈，捍卫农田面积24322顷。[108]宋代修筑的围堤多沿着东、西、北三江两岸，以筑堤为多，顺着水势，极少成围，不与水争地。这种堤围捍水护田，“潮田无恶岁”，对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十分有利。宋代广南东西两路粮食多集中于广州，由海路运输浙、闽等地，故宋时广州成为一大米集散地，号称“广米”。元代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加以巩固和扩大，一方面进行修缮旧堤，另一方面集中在西江沿岸修筑新堤，自上而下分布，主要为了保卫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农田。元代修筑堤围捍田面积一般在100顷以下，最大的有500顷，最小的仅7顷。当时的堤围已有石窦、石坝，解决了排灌问题，较宋代有所进步。
明代筑堤范围迅速向三角洲口门发展，海滨沙坦浮露极盛。以中山、新会两县最多。新生沙坦地，称为“沙田”，土地肥沃，产粮高。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当地富豪以低价争购沙田，有以“沙田致富”者。因而初生沙坦地一出，即行“圈筑围堤”。明代最大的围是高要县境内的丰乐围，面积达700顷，其他为三四百顷、数十顷。明时西江、北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基本上都已修筑捍水堤围。另外还向海坦围垦，由“已成之沙”，发展“新成之沙”。在围垦技术方面也有提高，如采用石料修筑堤围，并采用载石沉船截流的办法，堵塞海水倒流。但由于堤围大小不等，又缺乏统一规划，堤围系统混乱，影响出海水流畅通，增加潦水退消的困难，致使水患日益严重。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1368—1795年）428年中，发生水灾216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从1796年（嘉庆）至解放前的153年中，水灾137次，平均每1.12年一次。清代珠江三角洲面积迅速扩大，人口骤增，围垦也进入极盛期。主要分布地集中在顺德、新会、中山等县地。清乾隆时发展最快，围垦主要在磨刀门、鸡啼门、横门、蕉门与虎门等大小口门的出海水道及滨海地带。例如东海十六沙，即容桂水道以南，横门水道以北，小榄水道以东地带，围垦已由母沙发展于子沙上，村落林立，沙田一望无际。故清代珠江三角洲农业不仅耕地扩大，产量也有明显提高。据研究，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双季稻年均亩产最高可达300公斤左右，最低则只有155公斤，一般为210公斤。[109]这在当时产量是很高了。但是由于珠江三角洲人口过于集中，非农业人口有增无已，而经济作物几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引起七区粮食总产量下降，成了广东地区的缺粮区。
总之，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不足和海滩地、岛屿林立，海潮侵袭，影响了三角洲早期的开发。以后主要通过堤围海涂的过程，有了一定的土地辟为农田，又有充足的劳动力，农业的发展就不成问题。这是因为珠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对发展农业来说是得天独厚。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指出：“（岭南）地暖，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南海有九熟之禾。”如广州番禺区一带，早晚两获之余，还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如甘蔗、棉、麻、水果、蔬菜、烟叶等等，农民收入较为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