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地域差异及其变迁的地理背景[17]
北朝颜之推曾指出：“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18]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它的产生，既可能是不同地域人群在各异的地理环境下自然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又可能是远古时代部落分裂引起的语言分化之结果。
中国古代典籍中对方言地域差异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王制》篇：“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此谓当时的中国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方言。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一带的诸戎与中原言语不通；在中原人眼里，南蛮人说话如鸟语，不知所云；山东的齐与南方的楚的方言差别亦很大；巴蜀直到为秦所灭后，才与中原地区沟通，言语原当不同；越语则不经翻译便难以与中原人沟通。周振鹤认为：戎、吴越、南蛮、齐东、楚的语言是诸夏以外的民族语言，燕、狄、巴、蜀、淮夷等地的语言也很可能是非夏族语言。即使是在诸夏语言区域中，至少秦、魏的方言也不能相通。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方言。为了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时也存在着一种“雅言”，“雅言”也就是夏言，是西周王畿一带周王室所用的方言。
及至战国时期，周室式微，雅言作为标准音的地位丧失，各诸侯国“言语异声”[19]，也就是以本国首都的方言为标准音，这使得各地的方言差异更为复杂。秦灭六国以后，虽然统一了文字，但各地的方言仍然得以保留。
西汉定都长安，关中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三晋近秦，春秋以来，世为姻亲，故而秦晋方言是当时的中心方言。后代不少学者都根据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等资料，推测汉代的方言地理。如林语堂推测汉代的方言分为十四个区域，美国语言学家司礼义将其分为六个大区及若干个小区。周振鹤、游汝杰也作有《汉代方言区划拟测图》。而刘君惠等人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方言》中词语的地域分布情况为主，综合历史人文方面的其他资料，将汉代的汉语方言分成十二大区：（一）秦晋方言区：秦、晋、梁益；（二）周韩郑方言区：周、韩、郑；（三）赵魏方言区：赵、魏；（四）卫宋方言区：卫、宋；（五）齐鲁方言区：齐、鲁：（六）东齐海岱方言区：东齐、海岱；（七）燕代方言区；（八）北燕朝鲜方言区：北燕、朝鲜；（九）楚方言区：楚郢、北楚、江淮；（十）南楚方言区：江湘、沅澧、九嶷湘潭；（十一）南越方言区；（十二）吴越方言区：吴、越、瓯。[20]
并将汉代的方言分成南北两派，南派以楚方言为核心，受楚方言强烈影响的方言都属南派。其中又可分为三组，即：楚、南楚；吴越；南越。北派方言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为秦晋（附梁益），东区为：燕代、北燕朝鲜；齐鲁、东齐海岱；周韩郑；赵魏。[21]
周振鹤认为：两汉之交，秦、晋方言已糅合为一，并在全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后代北方汉语就是以当时的秦晋与雒阳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而逐渐定型的。东汉时期内地长期的稳定局面，以及边疆游牧部族入侵引起的民众播迁，加速了方言的融合。东汉三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引起了北方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从而造成了方言地理格局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汉末的北方关中方言与中原方言发生混化，并可能已向南扩散到荆州一带，从而促使荆楚方言的地盘缩小；在东南，给吴语区带来了北方方言，从而促使汉时淮夷、江淮、徐夷的方言或语言南移。汉语可能已扩散到了辽宁。
据周振鹤的拟测，在西晋以前，北方和南方方言的分野大致在秦岭—淮河一线。西晋的汉语方言可分为河北、东齐、关中、中原、巴蜀、吴、楚几个区域。当时，关西、关东方言已经混化，但吴语和楚语跟北方方言的差异仍然较大，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对此，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周祖谟指出：“南北语音不同，各有土风，北方大致以洛阳音为主，南方大致以金陵音为主，梁益、秦陇、荆襄当又有异。”[22]隋陆法言《切韵序》在谈到各地方音特点时，也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唐陆德明亦曾指出：“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23]唐代的蜀方言可能比较有特色，李商隐所撰的《蜀尔雅》13卷，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记载一地方言的著作，该书系李氏“采蜀语为之”。[24]
根据周振鹤的研究，中唐安史之乱引起的移民运动，对南方方言的地理格局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作用，从而奠定了这一带西南官话的基础；更往南，今天新湘语的萌芽大约就在此时出现；与此同时，粤方言也受到移民方言的部分影响。在江西北、中部，进入江西的移民语言将吴语区和湘语区分隔开，形成了赣语的主要基础，并为此后客家话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也对南方各方言区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宋时期“北方话”作为一个方言大区逐渐明确起来，宋代史籍中出现了“北人音”这样以北方话作为一个整体方言的概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中说：“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这说明宋代以中州音为标准音。根据周振鹤的研究，当时，北方话中又可分出四个小区，即秦、中原、河朔和蜀四个区域。张师正《倦游杂录》云：“关右人或作京师音，俗谓之獠语，虽士大夫亦然。”[25]“关右”在汉唐时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此处相当于秦地，说明这一带的方言颇具特色。而在南方至少还存在着吴、荆楚（湘）、闽三种方言。
周振鹤《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载《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1997年）认为：现代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到南宋时已基本奠定，后世只有局部变动。这种变动主要有：明末至清中叶闽南话和客家话先后扩散到台湾、海南岛和广东沿海；明季闽南话进入浙南温州地区，太平天国以后皖南大片地区变为官话区，清代中叶赣语和湘语的边界逐渐明确，等等。经过南宋以后不断的变化，终于形成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七大方言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和客方言。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于长江及湖南雪峰山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吴方言分布于除镇江以西的苏南、上海和浙江地区；湘方言分布于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粤方言分布于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闽方言分布于福建（除闽西）、粤东南、海南和台湾大部；赣方言分布于江西北、中部及湖南东缘；客方言分布于粤东北、赣南、闽西及川、桂、台、湘部分地区。北方方言“以华夏族及其后身汉族所用语言，经过数千年长期发展并受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直接结果；而分布在中国南方的汉语其他方言溯其源则发端于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几次移民运动”。其中，以吴方言的源头最为久远——先周时代从陕西渭水流域迁到江南太湖流域的太伯、仲雍等移民带来的语言，可能是后来吴方言的滥觞；稍晚于吴方言的湘方言，源于古楚语，殷末鬻熊率楚人自中原播迁至江汉流域，古楚语也就扩散到了湖南，成为湘方言的源头；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防范百越族的反抗，派遣戍卒五十万镇守岭南，后者的语言，也就成了粤方言的先声。原始闽语萌发于东汉末年，当时，有大量北方移民从陆路和海路进入福建。中唐安史之乱后，部分移民到达江西中部，他们带来的语言可以看成是赣、客方言的前身。唐末，部分移民迁往闽西、赣南。及至宋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族的南侵，更使他们迁移到地理环境更为闭塞的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方言。
以上是自北向南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对南方方言的影响，此外，自东向西的几次移民，对南方方言同样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从五代迄至明清的江西向湖南之移民，使得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地带上了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与此同时，福建向广东的移民，也将莆仙和闽南方言扩散到了海南岛和广东东、西两端的沿海地带，并形成了珠江三角洲上的一些闽方言岛。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0《广南东路·潮州》“四六门”，曾提及当地的方言：“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人文郁郁，……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明清，王士性《广志绎》曾指出：“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他从山水形胜的角度分析认为，潮州与广东没有多少关系，“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言语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迄今，潮汕熟语中还有“潮州福建祖”一词，便是状摹潮州与福建关系之密切。[26]
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也使得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方言。明代对云南的移民，使得晚明时期昆明的方言与下江地区极为相似。
譬如，四川是西南官话区，但“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27]，由于移民来源众多，当地的方言种类也纷繁复杂。对此，清杨国栋《峨边竹枝词》描摹道：“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28]根据崔荣昌的研究，在四川，除了官话外，还有客话、湘语和闽语三大方言。而且，官话方言中，除了西南官话外，还有属于北方官话的河南话和江淮官话的安徽话。[29]这种方言分布的状况，显然是由彼时彼地的移民状况所决定的。
历代的汉族移民，加上当地各种少数民族聚居杂处，彼此相互融合、交流，遂形成广东省纷繁复杂的方言。这些是大到一个省内的情形，中等的如一个府，情况亦复如是。徽州方言“六邑之语不能相通，而一邑中四乡又复差别”。[30]差别甚至小到一个县，如绩溪当地甚至有“一山一个音，阴山阳山话不同”的说法。[31]有时，地缘与业缘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方言景观。如徽州道教名山——齐云山虽然坐落于休宁县境内，但其上的道士均来自婺源，故而当地有“休宁的山婺源的官”之民谚。齐云山上道士作道场以及一般居民之间的日常交际，均使用婺源方言，从而在周围一片休宁方言区内形成了一个婺源方言岛。[32]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以来典当业中的“徽语”、旧上海人力车夫及码头工人中盛行的苏北话等。
周振鹤指出：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形成，除了动态的移民活动的因素之外，静态的行政区划之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特别是地域适中的二级政区，如唐宋的州、明清的府），对于方言的趋同性最为有利；在同一行政区划中，权威土语随着行政中心的更易而发生变换。例如，早期闽南话的代表应是泉州音，厦门崛起之后，成了闽南的经济、文化中心。据研究，厦门人系来自泉、漳二州，厦门话为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混合（大体泉腔占2/3，漳腔占1/3），故而现今的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代表。[33]又如，明清时代的徽州方言以府城所在的歙县话为其代表，但随着近世以来屯溪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建国后长期成为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而屯溪话也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34]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方言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譬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当地的民工潮高涨不下，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意外地在当地推广了普通话。而与此同时，随着广东经济的腾飞，又使得它在全国的地位趋于强势，从而为粤方言的流行，奠定了基础。[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