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环境社会学：一个求知的领域

人们常说1970年的世界地球日代表当代环境运动的开端。然而地球日的原计划仅是做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环境的演讲会，后来却发展成了一个几百万人参与的有多重层面的大型活动。不过现在最能凸显地球日之特殊意义的却是它成了新环境主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天”。这一解读得到了美国大众媒体的广泛拥护，从而使环境议题迅速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就在地球日开启了20世纪70年代这“环境的十年”之时，社会学者们却发现他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或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理解社会与环境的相关关系。尽管所有的三个社会学古典理论先驱——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据称都在他们的理论中隐含有环境维度，但是却从未被带到前台，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的翻译者和解读者更倾心于社会结构上的解释，而不是物理上或环境上的解释［巴特尔（Buttel）1986：338］。时而会有孤立的有关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研究冒出来，主要是在农村社会学里，但这些研究从未形成一个彼此关联、逐步丰富完善的整体。相似地，社会活动理论家也只是短暂地关注了一下自然资源保护组织，然后就只有历史学者还在探寻其起源和意义。

要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看看在20世纪早期社会学的出现是如何把有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地理学和生物学理论从统治地位上赶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