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然/文化的分割：协同建构主义和关于“社会自然”的分析

超越自然/文化的分割：协同建构主义和关于“社会自然”的分析

当环境社会学进入其第四个十年时，一个理论前沿就在于整合建构主义和真实主义的多方面的努力。在此，努力的目标被描述成在环境社会学内部要超出或者超越自然/文化二元论，或者分割并在环境社会学中将自然与社会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默多克（Murdoch），2001］。

对此明确倡导的人之一就是欧文，他把社会的和自然的都看成是“主动生成的协同建构”。欧文认为社会学已准备好进入“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同时也充满风险的领域，在此，现存的各种分类，例如社会的、自然的，科学的、技术的，人类的、非人类的，都不是预先确定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2001：178）。

欧文指出，通过采用一种协同建构主义策略，有可能避免时常困扰社会建构主义分析的“社会简化论”的某些危险。同时，这种策略也允许我们探究一些关于当代环境话题和问题的有用问题。比如说，基因食品是社会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雨林破坏是社会灾难还是自然灾难？居于疯牛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论争之中心的“疯牛”究竟应被看成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

这类麻烦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开启了哲学上的关于自然与社会之边界的争论。埃克斯利（2004：123～124）对此争论作出了有用的解读。按照她的观点，宣称曾经存在某种关于现实的“绝对”理解只是某种不可能赚钱的游戏（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游戏）。准确地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客观”知识必然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们毫无例外都是“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特殊的、暂时的知识，并且总是潜在的、易受挑战和改变的”。与此同时，埃克斯利警告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除了经由我们社会建构的自然之外没有自然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她与沃格尔（S.Vogel，1995）不同，后者否认任何形式“话语之外的自然”（也就是超出人类认知之外的自然）的独立存在。埃克斯利指出，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是要信奉“超级建构主义”，从而错误地将社会建构主义推向“极端之外”。她把她所赞成的视角称为“批评性政治生态学”，以避免走向这种极端，“它只不过指明这样一点，即在认识现实方面，我们除了通过讨论之外没有任何共享之路”（123页）。

在尝试超越自然/文化分割方面，一个著名的争论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出现的，即是否承认非人类物种具有任何程度上的主观能动性（采取行动的能力）。沃格尔（1995）基于岩石、树木或者蝴蝶都不能作为与人类“有效沟通的伙伴”而行动去否认了这一点。与之相对，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Latour，1999；2000）则把非人类物种看作行动者（actants），它们拥有独立行事的能力，它们的行动会使人类受益或者遭受危险，由此，它们“不再只是一组被动的约束条件”（墨菲，2004：4）。按照这种观点，主观能动性和能力就不是在个体（人类或其他物种）排他性的基础上被概念化的，而是被看成由人类、自然和技术之类“混合物”组成的各种网络的产物（洛基，2004：35）。

在一项展示这种“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视角的著名经验研究中，卡伦（M.Callon，1986）把法国圣布里厄（St.Brieuc）的扇贝幼虫不情愿吸附在沉入海中的人工采集装置上的现象作为软体动物挑战一种新出现的社会技术网络的例证。卡伦、拉图尔以及其他行动者—网络理论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困境是怎样给予扇贝以及其他非人类主体“行动者”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却不将它们人格化（赋予其人类特性）。的确，卡伦（1986：228，脚注24）认识到了这个陷阱，并忠告其读者“唯一算数的是各个卷入网络的行动者对它们（扇贝们）行动的定义”。但是，这一论点到头来却非常令人起疑地靠近主流社会建构主义的声音，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有意地试图拉开其与主流社会建构主义的距离。

尽管作为一种新的重新装扮过的“生态社会学”的样板，协同建构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有着日益增加的吸引力，但是它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赞誉。例如，布卢尔（D.Bloor，1999），一个针对拉图尔的著名批评者，就抱怨行动者—网络理论雷声大雨点小。也就是说，除去其独辟蹊径的词汇［例如突现网络（emergent network）、行动者（actants）、转录（translantion）、登记（enrolment）］，剩下的东西很少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社会—自然世界的经验理解。事实上，放弃标准的社会学语汇库，我们就有风险可能丧失解释构成科学之社会信仰和实践的能力。尽管对布卢尔的隐含结论感觉不舒服，即维持“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清晰边界以便社会学家可以继续探究环境变迁的社会维度，但是默多克（2001）仍然认识到，拉图尔和其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们在建立一种协同建构主义分析模型中困难重重。他注意到，“采用这种理论所导致的生态学上的获益是否超过社会学上的损失”（128页）还不是很清楚。最后，耶利（2002a）在其对拉图尔《潘多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1999）一书的评论中表达了对拉图尔的科学的“第三条道路”之有效性的相当程度的怀疑。在那本书中，拉图尔花了一章专门展示其对田野科学家的研究，试图搞清楚是否巴西森林的一部分转换成了热带大草原，还是情况相反。耶利指出，拉图尔试图回避关于巴西的部分森林是否真的转换成了热带大草原还是相反的论争，这没有为遵循其“第三条道路”提供任何奖赏或激励（167页）。

在填平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鸿沟”方面（古德曼和舒尔曼，2000），一个有价值的尝试最近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自然”（socionature）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卡伦（1986）首先引入这个词汇以来，它在概念上已经得到发展并在社会地理学家斯温吉杜（E.Swyngedouw，1999）和伊登（S.Eden）等人（2000）的一些经验研究中得到实际运用。

斯温吉杜（1999：446）把社会自然描绘成“某种历史—地理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和自然是不可分的、经由社会生产的并且是可型塑的。在一幅题为“社会自然的生产”的图中，他提出了一个辩证模型，在此模型中每个组成部分都不停地从生产过程本身旋进旋出，例如语言、话语建构、意识形态的实践、社会关系、文化实践、物质实践、生物—化学物理实践等。处于中心位置的是“混合物”（hybrids）——部分社会的、部分自然的。斯温吉杜把这个模型运用于对西班牙从1890年到1930年现代化过程与水景观［水景画（waterscapes）］的变化之关系的案例研究中。他认为，充分理解这一点的唯一路径就是探究水、文化和社会建构是如何持续交织在一起的。由此居高临下，现代性就成为一种“深刻的地理的”工程。这种观点也是受到挑战的，现代化的推动者在其中利用他们对西班牙水地图的想象描绘出一套新型的权力关系。

更近一些，斯温吉杜（2004）把上述社会自然模型应用于对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地区的水政治史的分析。所有这些案例研究的一个难题是：很难看清楚理论上的阐述对于经验研究的有用贡献。正如卡斯特里（N.Castree，一般来说是这种类型研究的赞成者）在他对《社会权力和水的城市化》（Social Pow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Water）一书的评论中所写的：

我发现这本书关于“社会自然”的辩证视角在理论上有点太宽泛了——这本书丰富的经验细节并不总是与一开始各章的理论陈述很好地联系起来。对于制度、阶级成分以及第二部分的相似内容的有益关注常常看起来有点与第一部分的宏观抽象相脱节。（2005：1471）

换句话说，还不清楚这个社会自然模型是否能够解释那些政治经济学或者“政治生态学模型”（参见第4章）不能解释的问题。正如萨顿（2004：74）就协同建构主义模型总体上观察到的，“这些替代性选择依然是更为靠近建构主义一极，而不是真实主义，并且不是真正以自然世界有能力影响社会生活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