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与社会运动组织中的突现要素
虽然特纳和基利恩最初用突现来解释行动中的群众的情境，后来他们将突现的概念拓展至社会运动。在他们著作的第三版中，特纳和基利恩（1987：23）观察到在社会运动中“紧急规范的要素是集体对于一种情况的重新定义，这种情况以前看做是一种不幸，现在被看做一种不义”。而且“这种规范性定义把本应是简单的利益集团政治改造为圣战”（同上）。换句话说，一种经过修正的正义感的发展是社会运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步骤，这对两个对立而又互相关联的过程——重新认知现实和修订社会规范——有着核心意义（特纳，1981：9）。最后，特纳和基利恩阐述了很重要的一点，把他们的工作和更加当代的社会运动理论联系在一起。不公正感作为一种紧急规范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动起来并且结晶”（1987：243）。这种集体重新定义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它向内可以渗透到运动的战略中，向外可以扩散到同情的公众中去。
当社会运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得如日中天的时候，特纳和基利恩的突现模型没有很得势。虽然它与经典的集体行为理论中老套的社会运动起源与参与的论点大相径庭，大部分新一代的社会运动学者，要么不了解紧急规范理论，要么认为这种理论过时了。这很不幸，因为特纳和基利恩的角度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在意大利和法国很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的“行动—认同”理论。
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一位美国的政治学家S.塔罗（Sidney Tarrow，1988），他说被称作“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建构主义版本，其实和早期在美国对紧急规范的强调非常相似；尤其是关于新的集体运动认同的形成那部分”。这在意大利心理疗法专家和社会运动理论家米鲁西（Alberto Melucci）的著作中尤其明显，而此人正是“新社会运动”（NSMs）这一名字的创造者。
特纳（1981：6）认为社会运动“有助于连续建构和再建构集体和个人的现实”，将其与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传统联系起来。米鲁西（1989：25～26）也坚持社会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验现象，而是“一个复合的行动体系”。个人以集体方式在认知上共同定义新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并以此来建构整体行动，同时他们互相联络以组织并且理解他们的共同行为。米鲁西认为民族方法学、现象学和期待理论，与象征互动论一样，都深刻地影响着他研究社会运动的方法和理路。[2]
运动的发展体现了三种“突现”要素：新的不满情绪、新的集体认同和新的联合方式（汉尼根，1990）。
新的不满情绪
在特纳和基利恩版本的突现理论中，一种修正过的正义观的发展，是社会运动发展的主要过程。然而很可惜的是，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这是一处盲点。部分原因是在运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一直缺乏学者的参与式观察。一些研究者认识到这个缺陷，试图在受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再创社会运动形成的动态。在一个或许是最著名的研究中，盖默森（Gamson）、法尔曼（Fireman）和莱提纳（Rytina）（1982）调查了“与不公正的权威冲突”是怎样催生了一种突现的反对情绪。他们发现了几“大类”的抗议行为：重构（用语言表达问题之所在）、剥夺权力（宣布独立，剥离人民对权威的义务）、加强团队内部忠诚度和内部矛盾管理。
最近涌现出大量关于舆论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过程的实证研究。如果社会运动组织的活动、目标和意识形态与现存的兴趣、价值和信仰相一致的话，就更容易赢得潜在公众的支持。建立在欧文·戈夫曼（1974）工作的基础上，戴维·斯诺和他的同事确认了四种过程对于舆论动员特别重要：框架搭桥（个人和社会运动的参照系统已经匹配，所以社会运动组织只需指出其中的相似性）；框架延伸（延伸社会运动组织的框架以符合潜在拥护者的价值观和利益）；框架扩张（社会运动组织的框架通过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刻意相连而得到澄清和加强）；框架转化（个人必须主动转化其世界观以便与社会运动组织的框架相呼应）。
鲁尔（Rule）（1989：158）正确地认识到，这种框架的研究方法与特纳和基利恩使用的重新定义情境和规范创新的理论语言不无相近之处。泰勒（2000：511）在她关于环境正义范式的论文中描述了社会运动框架的突现维度。泰勒认为集体行动框架是“突现的以行动为指导的信仰和意义体系，其作用主要是激起社会运动的活动以期赢得公众支持并使这种活动合法化”，“突现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指观点、信仰和规范都在生成的过程当中”。集体行动框架包含能动性（agency）、赋予行动的能力（empowerment）与认同建构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对于不公正现象的认识以及对随之而生的不平之情的表达。这样的框架被称作“不正义框架”，因为它们是“作为现存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广为接受的框架的反面而发展起来的”。
这种研究社会运动的框架方法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似乎宣扬了一种有问题的假设，即社会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将一种规范性情感，或通过怂恿或通过压力强加于公众，而忽视了公众通过反思自己以更自然的方式达到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后者据说是诸如环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特点。
凯布尔（Cable）和本森（Benson）（1993）找出一种新的规范——完全正义的规范。他们认为这种规范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草根环境组织，并在这些组织的诞生和行动成果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规范“包括两个宽泛的原则：对正义的一般期盼和对损害赔偿的一般期待”。他们发现，突现的完全正义规范可以用于框架分析，将污染问题解释为对公司恶行所产生的不平，凯布尔和本森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社区行动者自身自然产生的情感而不是组织领导强加于他们的。
新的集体认同
波利塔（Polletta）和贾斯珀（Jasper）（2001：285）把集体认同定义为“个人与社区、类别、实践或制度发生的认知、道德和情感联系”。因此它在概念上和实际上都和个人认同很不同，虽然集体认同可能成为个人认同的一部分。波利塔和贾斯珀发现四个问题能够促使社会运动学者对集体认同进行理论化研究：为什么集体行动者会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当他们的不满情绪还没有特别明显地表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把人们动员起来，尤其是缺乏物质诱因或者强制力的时候？为什么运动做了某些战略选择而没有做其他一些选择？最后，在研究政策改革和扩大的政治参与的基础上，集体认同的改变是怎样超越这些研究去反映社会运动影响的维度的？总的说来，这些问题为社会运动的出现、轨迹和结果中的集体认同总结出四个特别的角色：提出集体主张、招揽新成员参加运动、战略战术上的决策和运动成果（284～285页）。
米鲁西（1989：35）试图建立一个突现认同形成的模型，这是几个最为精心设计的模型之一。他认为建构的集体认同包括三个彼此交织的维度：
第一是形成关于目标、手段和行动环境的认知框架结构；第二是激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交流、协商、决策；第三是进行情感投资，提升每个人之间的认同感。
就像特纳和基利恩修改后的紧急规范描述一样，米鲁西对集体认同形成的理解也是故意弄得很宽泛。它不仅包括小组认同的建构，也包括战略行动的要素。米鲁西（1989：25）说，集体行动发展的背景充满机遇与挑战，因此是沉浸在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这样它就与波利塔和贾斯珀提出的集体认同的四个角色相符合了。
更近一些时候，集体认同在当代社会运动研究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在那些全球化的冲突里，例如在西雅图、热那亚和魁北克市，“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集体认同而是私人经历的新发展空间”［麦唐纳（McDonald），2004：590］。这种“从角色到经历”的转变被描述为一种发展中的项目，供行动者“不受传统、阶级和秩序的制约自由创造自己的生活”［杜彼特（Dubet），2004：707］。虽然参与者广泛地分享对当下政治经济结构的批判和对于理想社会的愿景，但是他们仅仅对集体身份有些最低限度的认同。
新的联合方式
在社会运动文献中讨论到两种基本组织形式：一种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模型和一种权力分散的非正式模型。以纯战略角度而论，二者适用于不同的任务，可谓各有千秋。然而詹金斯（Jenkins）（1983：541）指出，虽然历史倾向于朝更官僚化的组织发展，权力分散式的社会运动却层出不穷，尤见于赎罪性或者个人整改运动。最近对于许多新社会运动来说，这种去中心化的组合形式开始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了。基恩（Keane）和米尔（Mier）（1989：6）注意到，根据米鲁西的说法，这些运动的中心——它们的人际关系格局与决策机制——本身也成了一种目的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有意地向整个社会传递出一种信号，预示着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过。
既然它们是生态中心主义的，那么很多环境社会运动组织试验着采用各种权力分散型的组织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帕达吉斯（Papadakis）（1984）在形成德国绿党基础的各种社团中追溯新的组合方式的演变。1980年，联邦政府宣布计划在戈莱本（Gorleben）修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方案。但是戈莱本还有一部分是自然保护区。当时环保抗议者不仅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还留下400人在抗议地点住了整整一个月并修建了一个“另类村庄”。那些居民自发组成每个不超过15个人的参考小组，每组派一个代表列席“发言人理事会”。巴帕达吉斯描述了不同的突现组合形式。比如说，估计当时有大约11500个“另类项目”提供各种服务，从另类科技企业到蹲点者的自助疗法，以及“另类社区”，在那里对科技社会丧失信心的人能找到临时的避风港。
有些另类社团受贵格会教徒和土著乐队的启发，在决策方式上采取“共识”的模式。比如在蛤壳联盟（Clamshell Alliance）——一个20世纪70年代晚期活跃于新英格兰各州（美国东北部6个州）的反核社团里，除非有全票通过的情况，否则不能做出任何决策。当然反对者可以“站到边上去”。虽然这种做法对维护社团的整体一致性有好处，但是最后蛤壳联盟还是分裂为两派互相敌对的阵营：那些认为一致表决决议限制迅速、战略性行动能力的人自成一派，剩下的则是平均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公众表决一致同意的原则是他们信条的基石，不可动摇［巴尔康（Barkan），1979；唐尼（Downey），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