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之窗

另外一个可以用来连接科学和政策制定的政治学模型是金登（Kingdon）的“垃圾桶”模型，由J.马奇（James March）和他的同事所发展的组织选择模型延伸而来。这个模型提出了政府议程设置中的三种主要的分支流程：（1）承认问题；（2）政策预案组成和修正；（3）政治。这三个分支流程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在关键时候，这三个分支会合并或“两两组合”。金登把这种现象形容为“政策窗口”的开启，并把这种政策机会的产生归因于政治系统的“政策企业家”。单个企业家不会打开窗口，但是一旦政策窗口打开，他们就能利用机会。在重要关头，问题和解决措施相互融合，并同时融合到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力量中。

哈特和维克托（1993）利用金登的模型来探讨科学精英在影响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1957—1974）时所扮演的角色。按照他们的解释，科学、政策和政治互不相干地各自运行，这样的过程同时创造了寻找问题时的解决方案，以及寻找解决方案时的政治问题。科学精英承担了企业家的角色，确认政策窗口并抓住了这些机遇。

这种情况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20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两个有趣的关于气候问题的科学话语一直在发展。它们各自引起了一些关注和支持，但是都不足以得到资金支持或是公众认可。这就是“碳循环话语”（讨论是否以及为什么大气中凝聚的二氧化碳会增加）和“大气模型话语”（如果大气中凝聚的二氧化碳继续增加，最后会有什么后果）前一话语由海洋地理学家R.雷维尔（Roger Revelle）整理，后一话语则是由科学计算之父J·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所倡导的。

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环境运动的升温开启了政策窗口，这些科学精英成功地利用了机会以动员资金和政治支持并提升大众意识。哈特和维克托（1993：661）把上述过程形容为协作关系，在此类似于有关温室效应的科学发现“催化了环境主义的再生”，而同时，环境主义者“扮演了新科学议程的助产士——使其合法化，并且为其结果提供支持”。对联结两个研究分支特别有贡献的是C.威尔逊（Carroll Wilson），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教授。他是1970年所发表的名为《关键环境问题研究》（Study of Crit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一书的灵魂人物，这本书明白地体现了跨学科和环境主义的风格。

哈特和维克托（1993：668）强调关于全球变暖问题并没有什么新科学信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产生。然而，不同的是这两条研究路线已经被融合为一种新的、再定义的科学议程，随后被作为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成功地推销给了政策制定者和新闻媒体。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讨论的那样，如果有一个简单的和可视的隐喻被很好地运用，这种宣示是会被加强的。例如，臭氧层“空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更富争议性的例子就是“曲棍图”，这个图示被用来表明20世纪以来气温显著升高，而这证明了人类的工业活动引起了危险的全球变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