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一种提出主张的活动

科学作为一种提出主张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科学的形象似乎是：科学发现相对而言直截了当地反映了自然世界的物理现实。科学体现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科学的目标就是清晰地反映自然，而且最好是不受任何社会的或主观的可能扭曲“事实”的影响。

然而正相反，科学知识的组合高度依靠于主张提出的过程。由此，阿伦森（N.Aronson，1984）定义了两种由科学家提出的知识主张：认知性主张和解释性主张。

认知性主张，旨在把实验观察、假设和理论转化为大众信赖的事实性知识。A.M.布莱克斯利（Blakeslee）（1994）是这样形容这种转化过程的：科学家必须在非常技巧地支持新颖的主张的同时，又能使它们符合已确立的研究传统。她给出了一个在一份物理学术期刊（《物理评论通信》）（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认知性主张提出过程的例子。在这个期刊中，作者宣布创新的手法已经完全类似于对科学发现的新闻报道，包括一整套的新闻修辞策略。

解释性主张，是为普罗大众设计的，为的是研究发现建立在更广范围里的实际应用。解释性主张含蓄地要求普通公民赞同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用，而主张的内容提供了他们应该这样做的原因。例如，在全球变暖的案例中，认知性主张指的是汽车、电站和工厂的排气在产生温室效应，将在未来75年中使气温显著地升高。在这里解释性主张指出，这种变暖的趋势是存在潜在的危险的。突出的是，这一趋势将对现在地球的地理状况造成大面积破坏。许多低洼的地方，例如荷兰和新奥尔良，会面临洪水的危害；而许多肥沃的农业用地，例如美国中西部，则要面临旱灾。随着2005年在新奥尔良墨西哥海湾造成巨大破坏的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对人们的警示，这种前瞻性的主张获得了更高的信度和共鸣。

科学家不但会提出知识类的主张，他们还常规地建构“无知主张”［M.史密森（Smithson），1989］。这是指研究人员强调存在于已有科学体系中的知识空白，借此申请更多的研究基金；或者，可以反过来以没有足够的事实数据支持立法与制定规章为由，来阻止政策的实施（斯多金和赫尔斯坦因，1993）。

阿伦森（1984）归纳了三种科学家提出的解释性主张：技术的、文化的和社会问题的。

技术的解释性主张，发生在研究人员扮演工业和政府的科学顾问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涉及对争议性技术（核能，基因工程）、有嫌疑的毒素污染（二恶英，水银）和全球性危机（臭氧层缺失，全球变暖）进行风险评估。理论上，科学顾问被局限在一个很狭隘的技术评估角色里。而事实上，他们在自己的解读和推荐中加入了自己的政治议程和知识主张。

索尔特（L.Salter）（1988）用“授权科学”来形容那些被用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管理部门开展的研究，旨在帮助其进行决策。尽管表面上科学专家喜欢摆出中立的脸孔，专家咨询小组的会员则通常会做出道德选择和政治主张。对于这些选择，来自政策考虑的影响与来自科学规范的影响并重。例如，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在处理杀虫剂安全问题时会同时意识到，禁止一种化学混合剂会给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工业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推荐使用这种化学混合剂会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这一影响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证实。据索尔特所观察，这样的认知对委员会的推荐的影响很大，甚至超过技术数据的影响，从而使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强的解释偏好。

文化的解释性主张，旨在从意识形态上发展对科学研究花费和科学自主权的支持。发表主张的媒介包括：公开演讲，在受欢迎的科学杂志（《新科学家》，《科学美国》）和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New Scientist）》］的社评版面上发表文章，议会咨询之前的证词，参与政府工业委员会和专家小组。在一些案例中，获得国际科学奖项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可以让他们的讨论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注。在加拿大就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勃朗尼（John Polanyi）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时，他利用了蜂拥而来的公众关注发表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从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不足到核军备的裁减和和平问题。在另一些案例中，对科学工作进行公开评估的威胁，会推动科学家向解释性主张的方向发展。例如，克里姆斯基（1979）曾经演示过，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时，对重组DNA研究的外部介入和控制研究的威胁，使美国科学家转变成出人意料的有力游说团体，力争科学的自主权和自治权。

社会问题的解释性主张，明确地宣称对有些特定的社会问题，某个特定的科学专业是有其独特的解决能力的。阿伦森确认了，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科学家会提出这类主张。

第一，当一个新的领域还没在学术界站稳脚跟，为了从外界机构获得研究基金和政治支持以支撑这个领域的工作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直是环境科学所面临的状况。而环境科学的这一状况又被其他主要领域的科学家所批评，他们认为环境科学所做的研究是辩护式的，低质量的。

第二，有时处于创业中的科学家，永远在寻找新的公共来源的研究基金，尽力使自己的现存的研究看起来可以解决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或是以前没有被发现的问题。典型的案例有20世纪70年代的癌症研究和80年代的艾滋病研究。

第三，当科学家遭遇到寻求阻碍他们研究的社会运动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被迫要整合与推广他们自己的解释性主张，以辩护说明为什么问题会存在，为什么他们的研究要继续，或者为什么他们的研究不能被看作构成问题的动因。

阿伦森认为一种趋势是，前两种解释性主张，技术的和文化的，最终会被归纳和转化为社会问题的主张，因为从根本上讲，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的社会效用。这就是说，研究者认为积极主动地宣示科学工作的社会价值是一个更好的策略，而不是被动等待从而最终不得不在受到质疑和经费被削减的状况下捍卫自己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