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视角中的风险建构

最后，风险建构会因为一系列的因素而有跨越国界的变化。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和行政结构的组织形式、历史传统和文化信仰。在风险研究领域里，S.贾撒诺夫（1986）的报告是一个经典的比较研究，题目是“风险管理与政治文化”。根据对美国、加拿大和几个欧洲国家对致癌物质的管理计划的跨国案例研究，其结论是：文化因素对风险管理的目标和侧重点有很强的影响。在德国，受推崇的方法是把一切与风险有关的问题都交给技术专家处理。S.贾撒诺夫没有讨论过，但是，即使在风险主体遭受强烈对抗的时候，技术理性依然以“技术评估”的形式实施，评估包括了政府、工业和社会运动的代表［布拉（Bora）和多伯特（Dobert），1992］。在英国和加拿大，风险是通过一个混合了科学和行政的过程被检视的，但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并不总是被公开报道。相对地，在美国，风险的决定表面看来更加公开化，并在众多的行政和科学座谈会上体现。这样的方式可以产生更严谨的分析以及更民主、更公开的公众参与，但是同时也可能导致两极化和冲突，并引起政治僵局。

运用S.贾撒诺夫所建议的比较方法，哈里森和霍伯格（1994）比较了加拿大、美国对七种有争议的致癌物质（杀虫剂、阿拉铝硅合金、脲醛树脂泡沫绝缘材料、氡气气体、二恶英、糖精和石棉）的相关管制。每个国家的方法用五个标准对效度进行衡量。这五个标准是：说服力；管理条例设定的迫切性和时效性；决策者对风险和利益的平衡；公众参与的机会；管制决策中的科学诠释。

与S.贾撒诺夫一样，研究者发现了两种相对照的管制风格。在每个案例中：

美国的案例较加拿大而言有更多关于风险的公开冲突。利益集团、媒体、立法机关和法庭在（美加）边界线以南扮演着重要得多的角色。与公开的、有法律精神的、广而告之的美国相比，加拿大的管制过程显得更加封闭、不正式和具有协议性。（哈里森和霍伯格，1994：168）

这两种形式都有其各自的好处和风险。加拿大的系统更易导向科学的谨慎态度和正式的民主控制，但缺乏责任性。这使得政治决定更容易被伪装成科学争论。美国的系统更开放，但是更易于走向冲突，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结果是减少对科学专家意见的依赖。

这项比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风险决定和评估是通过社会建构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形式可以具有与科学主张本身同样的影响，决定什么环境状况将被断定为有风险的和可以采取行动的。因此，本质上是正当的环境主张可能会被推诿或拖延，或者因为管理者和科学家之间的勾结，或者因为来自环境主义利益集团或其反对团体的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