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向世界传播新的环境问题

从认知到解释性的科学环境主张的转变，可以类比为一个大家闺秀的“现身”。在某个特定时刻，一个本质上封闭的科学圈里的信息循环被中断了，科学界将某个问题的显著性与紧迫性向外部世界通报。

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召开一个公开的论坛，完全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科学家、环境学家和行政管理者共同参与商讨问题的各个不同的侧面。或者，一个主张会在国会或议会上以听证的形式清楚地被提出来，一般可以保证媒体的报道。例如，1981年在美国，雷文（Peter Raven）和威尔逊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的证词，对确立保存濒危的昆虫物种（像蝴蝶和蜜蜂）的经济效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为发展新型作物、药物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凯勒特（Kellert），1986］。类似地，在英国，臭氧耗竭的问题一直不被人注意，直到1988年为此召开的议会听证会。在上下议院都有有影响的讲座，认为英国应该成为世界上保护臭氧层的领头羊［班尼迪克（Benedick），1991］。传播新建构的环境问题的第三个途径是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会议上，主要报纸的记者都在寻找“一鸣惊人”的理论。1974年9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份有关氟利昂对臭氧层造成危害的论文，这篇报道“标志着公众开始关注氟利昂及其在罐装气雾剂和冰箱上的应用”（卡瓦卢克，1993：19）。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科学企业家直接与媒体挂钩，这种过程缩短了。S.奥登，瑞典土壤科学家，是第一个提出酸雨理论的人。他首先在斯德哥尔摩报纸《每日新闻》上发表了酸雨这个说法，一年后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五年后才在1972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这个议题。类似地，在德国，生物化学家乌尔里希（Bernhard Ulrich）提出这样的假设：由于酸雨的缘故，德国大片的森林将于五年内死去。这个假设在销量巨大的《明镜》（Der Spiegel）周刊中被认为是已成立的事实，给整个国家敲醒了警钟。

比较一个渠道与另一个渠道的有效性要考虑许多要素。如果科学界内部没有一致性，工业界也不存在强烈的对抗，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渠道会比较合适。尽管提出问题的努力没有中断，杀虫剂毒素的问题在美国却一直被压抑[2]，直到R.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发表才开始得到重视。接着，许多科学家站出来声援她的控诉。1963年一个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特别专家小组发表了一篇批评除草剂工业的报告，这个问题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在科学界一致意见还没建立起来前草率行事，虽然可能成功地得到传媒和公众的注意力，但这样做的风险是会遭到科学同行的抵制。这样的事件在1988年曾经发生过。当时，美国宇航局主任J.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指出大家所熟悉的夏日热浪是直接由温室效应引起的。这种过早的曝光与科学中的常规是相对立的。这一点在关于核聚变反应的案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研究者在犹他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公告了他们的研究发现，但事先他们没经过同行评审，以至于这一事件被当作了“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