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常规及约束

虽然新闻的建构可能受文化或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新闻常常被视为新闻编辑室内无法逃脱的组织惯例的结果。施莱辛格（Schlesinger）（1978）注意到，新闻本应是一种“复发性偶然事件”，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固定工作体系的产品。该工作体系的目标是将一种有序且可预测的感觉附加于纷繁混乱的常常互不相关的多个事件和议题之上。在对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的观察研究中，施莱辛格发现每日新闻播报的主线是一种“可预测故事的常规议程”，它包括劳资谈判、议会事务、皇家活动以及体育成绩等等。出于相似的模式，费晓文（1980）观察到《加利福尼亚日报》记者并没有去挖掘信息，而是选择了一种常规新闻方案。这种常规新闻来自于一种预定目录式的事件（新闻发布会、法庭审讯）与预制好的事件报告（逮捕记录、新闻公告）的混合。这些条目对于帮助记者应对截止日期以及完成故事配额至关重要。

除了迫使新闻有所计划，时间也对最终产品本身起到了限制的作用。这使新闻报道“无法理解而非易于理解”［克拉克（Clarke），1981：4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更易于符合现存格式，尤其是电视新闻的录像片段更受欢迎，而不是一些更长的、涉及内因和条件的具有更多细节差异的故事。

此外，由于新闻加工一贯不问“为什么”，新闻过程推动了事件的去背景化，或者是将事件从背景中抽离出来，然后在新闻格式内进行再背景化（阿什德，1981：43）。这种趋势由于新闻“角度”的应用而进一步加剧。新闻角度就是这样一个框架，一些具体的内容为了方便讲故事被模式化。新闻角度的应用在新闻工作中很普遍，其不仅在决定增加故事情节的“曲折”方面，而且对于决定一个故事首先是否适合于广播或者出版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媒体建构主义者也注意到了在影响故事内容方面新闻来源的重要性。记者们通常固定与一小组可靠的线人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基于以往的经验，不仅善于表达，而且值得信赖。事实上，来源联系名单从一个记者手里传递到另一个记者手里并不鲜见。可靠来源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他们通常却是那些具有官方色彩的人物，例如政客、政府机构的领导、科学家以及其他专家。甚至在那些媒体渴望得到既得利益反对者们评论的时候，新闻来源依然不变地来自于诸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主要的社会运动组织的首脑。

莫勒奇和莱斯特（Lester）（1975）在对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石油泄漏的研究中发现，那些经常有机会接近媒体的权力人物和组织（总统、联邦官员、石油公司代表），远比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以及地方官员更有可能充当新闻来源。这些来源通过针对一套既定事件或条件提供预先包装好的、自我服务的以及经社会建构的解释来施加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而这种解释记者们则欣然采纳。他们极少有时间或专业知识去完善他们自己的新闻角度（史密斯，19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