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地带
2004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传统捐赠日，一场异常恐怖的海啸扫荡了印度洋沿海地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死伤无数。海啸由苏门答腊岛近海的地震引发，波及广达17个国家——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缅甸、马尔代夫群岛、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以及西非海岸。时至今日，官方最后的死亡统计数字仍在不断地修改，最近估计已经达到176000人死于此次海难。死亡人数最多的是苏门答腊岛北端印尼亚奇省。米拉务（Meulaboh）这个离地震震中最近的小镇完全被摧毁，约80%的建筑倒塌。
此次海啸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暇反思，然而这时媒体和学术界的评论家为这次事件的原因和意义备受困扰。它到底是“自然”的巨大环境灾害，还是另有人为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一位记者说：“印度洋海啸是由海底地震引发的，跟气候变化没有关系”。但是他又紧接着说，“然而，它倒是可能让我们预先体味到专家们预言的全球变暖的后果”［哈维（Harvey），2004］。生态活动家希瓦（2005：22～23）说得更为直白，她向《生态学家》杂志的读者发出了警报——“如果富裕的北方国家不舍得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共同努力减轻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印度洋海啸就给我们上了沉痛的一课，让我们预先看到了海平面上升的巨大危险”。
有人认为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过度发展，尤其是泰国的海滨度假区。斯里兰卡的国际海啸调查组报告发现一些事例，证明人类开发行为可能使得海啸更容易侵入内地。比如，有一处度假胜地事前除去了位于酒店和大海之间的沙丘，结果该地与邻近未经人工改变沙地地貌的地区相比，受到的破坏要大得多（包括酒店的摧毁）。海啸使得苏木德拉德维（Sumudra Devi）的一列客运火车脱轨、翻车，导致1000名旅客丧生，而事发地因为旅游开发的缘故开采了大量珊瑚矿［刘（Liu）等，2005］。同样地，在马尔代夫仅有不到900人被报失踪或死亡。马尔代夫规划管理珊瑚礁，而在泰国的普吉岛（Phuket），海岸珊瑚和红树林则被水产养殖业和宾馆酒店所取代［“海啸的影响”（Tsunami's impacts），2005］。
海啸过后的每一小时、每一天和每一个月都见证着灾难引发的一系列医疗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是未有先例的。医疗机构先前所担心的由水传播的疾病——肝炎、伤寒、疟疾等发病不是很多，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倒是得上了“海啸肺病”。卷入海浪的人们吞入的海水里含有海啸翻起来的咸水和淤泥中的许多细菌，这就是致病原因［赞密斯卡（Zammiska），2005］。乐施会（Oxfam）报道在印度的泰米尔那德（Tamil Nadu）邦，海啸夺去的多是妇女和儿童的生命（男人们当时出海打鱼了）。这戏剧性地改变了当地渔村的人口构成，因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个人家庭中的责任分配。一个未料及的后果是当地政府宣布扭转先前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府资助不育手术的政策，现在如果一个妇女想重新连接输卵管，费用将由邦政府承担。
在苏门答腊北部，很多居民既丢失了土地又丧失了身份。因此有必要重新制定程序。想要重新获得身份的话：
首先要找两个非亲戚关系的人作担保，然后去见村长或附近地区的领导人，然后带着村长的证明信去拜见亚区的长官。那个时候就能得到一张身份证了。［阿格里昂比（Aglionby），2005］
就像在所有灾难之中一样，海啸过后各类志愿者动议和组织涌现出来。有一些是从属于现存的非政府组织诸如乐施会、拯救儿童和红十字会等，而其他的则是专为印度洋海啸事件而诞生的组织，如泰国的考卢克（Khao Luk）志愿者中心。
在出现紧急事件的时候，一般来说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种“无私社区”出现。这时候先前的矛盾和仇恨都被暂时搁置，人们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人，处处都是一种和谐的重建精神。然而在别的事例中，尤其在科技灾难中，我们也看到一种“腐蚀性社会”的形成［弗洛伊登博格和琼斯（Jones），1991］。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针锋相对，并未因为需要共同努力、恢复原状而拧成一股劲；相反，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占主导地位（克拉克，2003：132）。即使这种情况不出现，以前存在的民族、阶级、人种、性别矛盾等，通常在开始的一段宽限期之后重新浮出水面。至少苏门答腊北部和斯里兰卡东北部两个地区，在海啸之后出现了叛乱和/或内战。在悲剧发生之后，本来似乎双方签订了停火协定，不过目前已经开始瓦解了。譬如在斯里兰卡国内就围绕如何分配外国答应提供的约30亿美元援助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最近最高法庭勒令冻结政府和叛军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援助分配协议［古德斯彼德（Goodspeed），2005］。[1]
在泰国的度假胜地，全球旅游业的强制规则造成了尤其不确定的局面。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记者皮特瑞希思（Petracic）回忆他在灾后头几天的见闻说，因为遇难者身份不同，当局有两种不同反应。旅游者的尸体被立即冰冻，一队法律侦查人员带着笔记本电脑迅速开展行动辨认死者身份，与其海外的亲属联络。相比之下，本地的泰国遇难者被集体埋葬在深坑里，将来再掘出处理。皮特瑞希思记得在旅游市镇首先重建的商业设施是星巴克咖啡馆。这些处置表示泰国当局意识到国际媒体报道（至少是部分地）聚焦于西方国家游客的命运。
另外一个记者伯希（Bussey）（2005）在海啸过去6个月之后拜访了泰国海滨的拷Khao Lak县，他观察到一个晦暗的过渡时期，寻找遇难者遗骸的工作仍在继续，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仍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然而一些豪华饭店和温泉疗养地已经重建，虽然外国旅游者无望大批到来。“有时候真分不清楚这个地区是作为旅游胜地重建还是暂时建成了一个纪念馆。”
那么环境社会学家是怎样将印度洋海啸及其影响概念化的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R.墨菲（2004）对另一场灾难——1998年1月魁北克省部分地区和东安大略发生的冰暴——富有启发的点评。墨菲用“跳舞”这个比喻来描述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有时是自然领舞，而人类则应对自然的舞步发明出相应的步伐。有时则是人类领舞，并依据事前对自然界反应的预测而设计出下一步怎么走。在冰暴这个事例中，自然给出的极端“暗示”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被完全漠视和抹杀了。对于完全依赖北美电网的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一场大灾难，因为他们的取暖、照明、电力甚至饮用水都仰赖科技。相比之下，纽约州北部过着部落生活的阿门教徒（Amish）劈柴生火，做饭取暖，自己养奶牛产奶，冰暴带来的祸害就不值一提了。墨菲的结论是：“冰暴本身不只是冻雨的问题，更体现了现代社会建造和依赖的基础设施的脆弱性问题”（257页）。
海啸事件也有类似的心得。比如安达曼群岛的“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就在灾难来临之前逃离海岸，因而没有伤亡。虽然缺乏先进的海啸科技预警系统，但人们在海啸来临数小时或数天前观察到野生动物和家畜有恐惧、紧张、躁动不安等行为而得到了警报［谢尔德雷克（Sheldrake），2005］。另外，如前所述，近年来在“旅游开发”的名义之下改变沙丘、红树林、珊瑚礁等自然生态的一系列决策，使得海啸造成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大大上升。在这些事例中，自然的“提示”可以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启发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或许因为他全心全意推出一个新的环境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的真实主义”角度，墨菲没有把这些关于提示、即兴发挥和创造性行为的概念扩展应用于自然/社会的分野之外。然而这些概念适用性很广，可以用于分析广泛的环境事件、领域、政策区域，包括但是绝不应该仅限于灾难事件。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事件背后的动态过程，我建议建构一种建立在“突现”概念上的新的环境/社会关系认知方式。
突现，意味着过程、流动、适应和学习。物理学和生物学把“突现”与后来被称作“复杂性理论”的观点联系起来。美国文化和科技评论家斯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他的书《突现》（Emergence）（2001）中说，突现是指当一个由相对简单的要素组成的内部互相关联的体系开始自组织成有更高智慧、更强适应能力的高级行为时发生的事情。他举了很多各类表面上看互不相关的例子如蚁群、人体免疫系统、媒体事件和城市社区等来说明他的论点。约翰逊认为，在过去十年里，突现的复合体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自组织系统正在成为应用软件、电脑游戏甚至音乐领域中的最先进形式。
最近社会科学对复杂性理论的应用可以在国际关系政治中被发现。哈里森和布瑞纳（Bryner）基于“复杂系统的科学”，描绘出一套应用于国际环境政策制定的“突现过程”理论。他们认为复杂体系是突现的、动态的，并且可能是非线性的（对内部和外部情况的细小改变有着不成比例的敏感度）。他们说，这里有几层重要意义。首先，国际环境政策不应仅被看作是各国的政策产出，更是许多互相关联的过程之间产生复杂互动的结果，这些过程“包括权威性科学报告中经过协商的结论、政府间的国际话语、通过国内政治进程浮现的利益集团和公众的要求以及政府和首脑的信仰和好恶等”（344页）。其次，科学证据可以成为主要的说服工具，甚至科学家个人都可能影响大政方针。最后，社会学习是可能的，因为国际环境政策是复杂的动态过程中突现出来的（345页）。
所有这些关于突现的想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意识到社会组织和知识生产在本质上是灵活的、动态的、具有适应性的。而且它们好像是从草根基层渗透进来而不是从高到低灌输下来的。印度洋海啸为行动中的突现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随着许多现存的确定性的消失，新的行动和组合成为可能，在一些情况下（至少在短期内）甚至成为一种必要。
虽然其定义颇有差别，而且也并不广为人知，但是突现这个概念在社会学的几个领域中存在了很长时间。虽然从未取得范式的地位，但是，突现理论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社会学领域中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近年来，从文化视角研究社会运动时，尤其是关于集体认同形成和社会学习方面，突现理论被重新挖掘出来，并占有虽未被认可但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从政策角度看，突现理论在灾难社会学中最有影响，最近用于对世贸大楼遭恐怖袭击时体制和草根反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