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话语

近些年来，媒体建构主义者的视线超越了新闻工作室的社会组织，而将目光集中于记者们以及其他文化经营者在公共话语中发展和明晰意义的进程［盖默森（Gamson）和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1989：2］。这一做法将媒体文本的破译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媒体文本则是那些在新闻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所制造出来的视觉表象、声音以及语言（盖默森等，1992：381）。

在这里，关键要素是媒体架构。这一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传播社会学家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小群体互动的研究工作中采借过来的。架构，和新闻角度一样，都是条理化工具，有助于记者们以及公众理解议题和事件，同时借此赋予这些问题和事件以某种意义。简言之，他们给“这儿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本福德，1993：678）。久而久之，架构就成了“故事线”（story lines）［盖默森和沃尔夫斯菲尔德（Wolfsfeld），1993：118］。

即使一个事件的详情没有争议，这个事件依然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架构。例如，1993年利物浦初学走路的孩童詹姆斯·博尔格被两个十岁大的小男孩谋杀的事件便被新闻界进行了多种架构。有的将其视为英格兰持续经济和道德下降的新记录；有的认为该事件是反对“影像污秽”运动的转折点［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被报道在案发之前租借了电影《孩子的游戏3》（Child's Play 3）］；还有的则将其架构为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面向那些因为孩子效仿而苦恼不已的父母们，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逃学与青少年犯罪联系的案例。无论是主张提出者还是他们的反对者，常常竞相将他们喜好的构架传送给记者以及潜在的支持者。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大都出于效率以及故事的合适与否等原因打造他们自己的构架。盖默森和沃尔夫斯菲尔德（1993）将运动与媒体的互动描绘为一种微妙的“意义上的竞赛”。在此，活动家试图“出售”他们喜好的影像、争论以及故事情节给记者和编辑们。而这些记者和编辑们常常倾向于选择维持和再生产占优势地位的主流构架以及文化符号。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冲突中，和平行动者试图通过提倡“战争的人类成本太高”的构架来对抗那种美国赞助的反政府游击队正在开始一场反共产主义扩张斗争的官方观点［瑞安（Ryan），1991］。

最后，正如盖默森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假定新闻消费者（读者、观众）被动地原封不动地接受媒体构架是错误的。他们亦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利用不同的解释结构解码媒体影像［科纳（Corner）和理查德森（Richardson），1993］。

媒体话语因此以“符号竞赛”的形式出现。在符号竞赛中，不同构架下竞争的赞同者以估测他们偏好的意义及解释在各个媒体领域运作的好坏程度来衡量他们的成功（盖默森等，1992：385）。

构架的过程在许多方面可以与社会问题建构中主张提出者的修辞相类比（见第5章）。盖默森和莫迪里阿尼（1989：3～4）区分了五种构架的策略：隐喻、范例（例如从课程中所选取的历史案例）、标语、描述、视觉表象，以及三种辩论策略：根源（原因分析）、后果（例如特定的效果类型）、诉求原则（一套道德主张）。凡此种种，在传递构架的核心意义中起到了一种符号速记的作用。

此外，他们介绍了媒体包（media package）的概念。媒体包有助于将这些构架策略在诸如核能的应用等复杂的政策议题中组织起来。在分析1945年至今有关核能的新闻报道、新闻杂志叙述、时事漫画以及意见专栏时，盖默森和莫迪里阿尼区别出七种不同的解释包（interpretive packages）：进展、能源独立、邪恶交易、逃避、公众责任、不节约成本以及软路径。就如标题所言，每一个包都表征为“一个巧妙的暗喻、范例以及其他符号性的策略”（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