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社会学理论与环境

激发当代社会学者探寻环境议题之兴趣的一个可能来源就是古典社会理论，尤其是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传承给我们的那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三位社会学先驱每个人都对自然与社会有重要的论述，只是大多不是直接的，而是隐含在他们写作的年代里所要面对的哲学与学术争论里。

有些评论家一直在断然地贬抑这些经典的潜在作用。比如，戈德布拉特（Goldblatt）（1996：1～6）就警告我们要留意经典社会学理论留给我们的遗产，因为它缺乏一个足够有力的概念框架来为我们去理解复杂的社会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指导。加尔福科斯基（Jarvikowski，1996：82～83）则说，虽然阅读经典著作会很有收获，但是仅凭这三巨头的工作并不足以进行当代环境问题的充分理论化。最后，巴特尔（2000：19）下结论说，古典社会学留给我们的遗产鱼龙混杂：有些古典理论家最初所发展的工具还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古典传统总体上并不重视生态学问题和生物物理上的作用与影响”。

在另一方面，环境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而具拓展性的工作，致力于揭示这种不够成熟的传统智慧。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些评论家［卡顿，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刻意地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即从古典思想家们的工作中提取被忽视或误解的“生态学”见解。其他一些人［墨菲（Raymond Murphy），狄更斯（Peter Dickens）］则倾向于从社会学先驱们的著述集合中探寻概念和观点来运用到目前的环境“危机”研究中，而且得出了妙趣横生的结果，即便那些概念原先并不是用在环境范畴里的。有些分析家选择采用一种类型分析法，即用古典理论来组织划分所在领域。比如，桑德林（Sunderlin，2003）就定义和概念化了三个主要范式（个体主义、管理论、阶级论），每一个都是从古典社会学文献中推论出来的（涂尔干，韦伯，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