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话语
在给英国《卫报》（Guardian）“共同点”（Common Ground）专栏所写的文章中，R.麦克法兰（Macfarlane，2005）最近为不列颠群岛的野外风景唱了一首发人深省的挽歌。他观察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觉得自己因接触这些景色而被打动和升华。麦克法兰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碰到许多以涂鸦、游记甚至以钉在墙上的诗句的形式出现的表白。尽管他自认为不同于那些把野外风景视为“一个中产阶级抒发对自然的感情的场所”的人，但他还是敦促读者重温那种半个世纪以前悄悄流失的自然写作传统。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小说家J.福尔斯（Fowles）所说的“塑料花园、钢铁城市和化学乡村”的时代里，这些风景正在迅速消失。在感伤蛮荒状态日渐消失、歌颂蛮荒状态所带来的欢乐时，麦克法兰正在呼唤一种话语，也就是下面所说的“田园话语”。
凡·柯本（V.Koppen，1998：74～75）认为田园话语有三个定义性特征：外在性、图标性和补充性。外在性是指田园牧歌式的自然被建构为一种外在于人类社会的，或至少是远离城市日常生活的东西。图标性意味着在田园传统中，自然的形象是以嵌入文化记忆的一些已经变成文化定型的视觉形象为原型的。在早前几个世纪中，这些已经变成文化原型的视觉形象可见于荷兰和英国的风景画，但现在，它们更多地与一些原始野生环境，比如亚马孙雨林的照片联系在一起，等等。最后，只有把田园传统放在补充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换句话说，它是城市工业社会以及与城市工业社会有关的社会病和所有环境病的对应物。
在其一经问世即成经典的著作《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中，S.莎玛（S.Schama，1996）注意到，总是有两种类型的田园风光：一种洋溢着明快的色调和农人的闲适，另一种则稍显阴暗，是一个充满“原始恐慌”的场所（517页）。尽管人们容易把这两种充满城市想象的风景看作是相互排斥的，但莎玛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它们事实上是“相互延续的”（525页）。环境历史学家W.克罗农（W.Cronon，1996）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野生”这个核心概念有两个根源：一个起源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画家和作家，比如沃德沃斯（Wordsworth）、埃默森（Emerson）和梭罗（Thoreau）等人的作品所传达的“庄严法则”；另一个则是较晚出现的美国历史学家F.杰克逊（F.Jackson）所说的“边疆”观念。这两种话语要素的聚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返回自然”运动中加速并凝结，从而“为野生穿上了一层延续至今仍具有道德价值和文化符号意义的外衣”（汉尼根，2002：315）。
野生作为一种话语发明：20世纪初美国的“返回自然”运动
19世纪末，随着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城市化，人们对于自然的观念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野生自然”是对人类安居的威胁这样一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让位于一种新的具有强烈浪漫主义倾向的歌颂野外体验的描述。
把自然及栖息于其中的动物视为可怕之物的传统意象可见于大量过去和现在的“神话”作品中。比如，在《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彼得和狼》（Peter and the Wolf）之类的童话故事，以及更晚一些的迪士尼版本的电影《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Beast）中，狼都扮演着核心角色，森林都被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小孩不能一个人在那里闲逛的地方。类似地，读者们被忠告晚上不要待在森林里，以免遭遇《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中无头骑手那样的幽灵。在这里，文明被描绘为把蛮荒的自然风貌转变为更精致的田园环境。如果举例来说，不妨注意一下托尔金在《指环王》（Lord of Rings）中的对比：一边是小矮人的居住地中亲切、文明、起伏的村景；另一边是蛮荒、阴暗的大山和森林，生长着会走路的树、兽人和其他危险生物。
在美国西部边疆的垦殖时期，这种对蛮荒自然的不欢迎态度尤为强烈：
荒郊野岭就是敌人。开拓者把摧毁这种野蛮状态视为自己的使命。因为景观和消遣上的价值而保存这种野蛮状态是边疆人想都不曾想过的事情。当时的问题是原始自然太多而不是相反。为了反抗和生存，人类不得不把野地当作一个物理障碍来战斗。树木不得不从野地里被“清除”。印第安人不得不被“迁走”；野生动物不得不被灭绝。与自然有关的自豪感来自把野生状态转变为文明状态，而不是来自将它保存下来供大众消遣。［纳什（Nash），1977：15～16］
不过，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对未加整饬的自然开始有新的看法。蛮荒状态开始被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在美国那些边疆地区接近消失的地方，这种观点变得强烈。在美国东部，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自然风景在迅速消失。同时，城市的扩张造成严重的噪音、污染、拥挤和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就显出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城市生活的压力使城市中产阶级对乡村生活和户外活动越来越怀念。
施密特（Schmitt，1990）曾经指出，从上个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美国曾经盛行一个“返回自然”运动。这一运动或“荒野教派”（纳什，1967）开展了大量活动，包括夏令营、荒野小说、乡村俱乐部、野外生物摄影、农家乐牧场、风景公园和童子军。这种热爱自然的情愫尽管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在创设国家自然公园体制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野生自然从一件麻烦事变成了一种神圣的价值。正如美国生态学会自然状态保存委员会在《美洲博物学家指南》（Naturalist's Guide to the Americas）［舒尔福特（Shelford），1926］中所说的，荒野（比如森林）对我们的文明曾经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而现在，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的代价去保留它，因为没有它，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施密特，1990：174）。
从施密特和其他人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返回自然”运动及其所鼓吹的“田园神话”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尽管该运动支持者的动机很复杂，但他们通常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返回自然代表着一种更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价值，在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中这些价值是难以找到的。当时每个重要机构都在宣扬自然的好处。卓越的美国教育家G.S.霍尔（G.S.Hall），F.帕克尔（F.Parker）和C.霍奇（C.Hodge）等人积极推动学校里的自然常识课，把它作为一种对抗城市里的陋习和建筑特征的手段。宗教教育家确信美国人最好是到户外去发现基督的价值，用种种手法推动一种田园情调的基督教：自然布道、户外礼拜营、资助童子军，等等。自然类新闻记者陆续发表了大量自然知识介绍、随笔、野外图片和歌颂野生自然魅力的文学故事［比如杰克·伦敦（J.London）的《野性的呼唤》（Call of the Wild）］。一些新成立的保育组织，从塞拉俱乐部（成立于1892年）到荒野协会（成立于1935），开始从事荒野保护的个案活动。这种保存主义的情感在那些观鸟爱好者和鸟类学家中尤其强烈，他们参加在英国和美国为保护野生鸟类免受猎人、偷猎者、羽毛商和其他敌人侵害而开展的一系列圣战长达50余年［参见道蒂（Donghty，1975）］。
返回自然运动获得了大批显赫的政治家和机构的支持。最重要的莫过于先后当过纽约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他是一个保存野生动植物的坚定支持者。另一个关键支持者是D.S.乔丹（D.S.Jordan），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对自然研究的支持使返回自然运动获得了信誉和声誉［勒兹（Lutts），1990：28］。该运动的许多主要人物都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学会、卡内基基金和纽约动物学会等公共机构。从这些机构中，他们能够带给保存主义活动或其他有利于自然的活动大量资源，包括资金、宣传和声望。
这些机构还产生了许多从事自然保护的核心普及家。比如，拯救红杉运动中包含几位当时重要的科普作家：M.格兰特[2]，一位纽约的律师和作家；E.E.艾尔，芝加哥印第安历史博物馆馆长；G.格罗斯夫纳，国家地理学会创始人；F.奥斯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斯热普菲尔，1983：41）。最有名的普及家可能还要数W.T.霍纳迪（仅次于罗斯福）。他担任纽约动物学会（布朗克斯动物园）会长多年，而纽约动物学会是游说国家加强狩猎管制的一支主要力量。霍纳迪，一位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写了大量广为流传的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著作，并在《纽约时报》和其他大众出版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J.缪尔，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是一位充满魅力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鼓动家，在赫奇赫奇山谷争议[3]期间发动了美国第一起全国性的环境宣传运动。
霍纳迪和缪尔等普及家，以及广义的返回自然运动中的其他主张提出者，在吸引媒体注意方面都非常成功。在那个杂志的时代里，自然知识随笔和户外探险常常成为《展望（Outlook）》、《大西洋月报》（The Atlantic Monthly）、《森林与溪流》（Forest and Stream）、《星期日评论》（Saturday Review）、《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和其他流行期刊的特写内容。此外，许多运动还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物，其中一些还发展出一个很大的读者群。比如，鸟类保护运动创办了《鸟类知识》（Bird Lore）、《奥杜邦杂志》（Audubon.Magazine）和其他类似期刊。《儿童生活》（Boy's Life），一个按月发行的图片杂志，利用越来越流行的童子军活动，从1916年到1937年累计销售了4100万份（施密特，1990：111）。一个环境运动，拯救尼亚加拉瀑布圣战（1906—1910），主要是通过美国一些流行杂志，特别是《淑女居家杂志》（Ladies'Home Journal）的版面发起的，结果收到超过6500封对保护该瀑布表示支持的信件（塞尔克，1993：22）。
现存的保护自然的文化情感源远流长，返回自然运动在从中汲取力量的同时，又反过来创造了大量易于识别的符号和图标：马、黑骏马[4]、加州红杉、大峡谷、黄石国家公园的老忠实（Old Faithful）喷泉，甚至斯莫基熊（Smokey the Bear）。这些符号和图标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想象的创造物。不管怎样，正如施密特（1990：175）所指出的：“那些经营符号和神话的人发现，荒野成了塑造美国特色的一个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