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共同体

哈斯（Haas）曾经这样形容过“知识共同体”的贡献，他认为在达成环境议题国际合作协议中，“知识共同体”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知识共同体，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跨国组织的团体网络”，也就是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技术建议的国际专家组。

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赋予专家们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政治领袖可能在贸易协议和国家之间条约的谈判上很有技巧，但在处理由于大气运动或是化学计量超标所引起的对地球的威胁问题上，他们会感到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就成为高价值的战略资源。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政治家们“可能觉得应该去寻找一些人，他们有能力给出权威性建议，指出谁应该承担政策失败的责任，或执行一个停损措施时起到安抚公众的作用”（哈斯，1992：42）。

哈斯坚持认为，知识共同体并不仅是由技术专家共同构成的，他们还共享一系列因果性和原则性理念。在环境问题的例子上，知识共同体一开始由一群生态学家构成，他们共同认为需要进行整体的分析，这个看法也被带入了他们提供的政策建议中。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生态学者和海洋生物学者成为促进政府间控制地中海污染的先锋力量，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知识共同体的特点（哈斯，1990）。

知识共同体不仅有能力影响对一个问题的大小程度的定义，并且也影响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认定。这里，哈斯分析了一个案例。1987年，一个大气科学家的国际知识共同体成功地通过“限制讨论涵盖物质以及管制速度的范围”，从而影响到谈判，最终推动了旨在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协定书的签订（哈斯，1992：49）。一旦知识共同体给出协议所需的基本参数，那么政治领袖将决定做出怎样的妥协可以使大家达成共识。

国际科学评估专家组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中介机构，通过这个机构知识共同体可以影响政策过程。援引诸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国际气候变化小组（IPCC）这些例子，穆尼（Mooney，2003：49）确认了五个特征，它们给这些组织带来了很高的可信度：（1）这些专家很仔细地评估了经同行评阅的文献；（2）他们一般为自己所做的结论给出了表明确定性的测量方法；（3）参加者在专业、区域和性别方面都达到了平衡；（4）评估的结果在许多层次上得到了严格的评审；（5）最后的文本在与政策相关的角度上提出了技术性发现。

但是，这些专家评估组并不必然能完全代表围绕一个特定争论的所有研究者或科学主张的全部观点。例如，IPCC的相当重要性在于为京都议定书提供科学共识和合法性。有人就认为它不成比例地偏好气候模型学派提出的观点，而这些气候模型学者来自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常与气象办公室有联系的大实验室［博默-克里斯琴森（Boehmer-Christiansen），2003：81］。

这些模型学者不仅与其他为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工作的研究者有所不同，他们内部也有很大差异。S.沙克雷（Simon Shackley）（2001）用民俗研究方法探讨了他们的知性生活方式——他们所用以建立和检验气候模型的策略和假设——展示了这样一点，建立模型的方式多种多样，因而不同国家和实验室文化的知识主张也多种多样［米利尔（Miller）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20］。这个结论证明科学的确定性不能从知性生活方式中分离开，而是确实需要协商的。沙克雷总结说，知性生活方式的存在成为气候科学实践多样性的重要来源，并且指出了在人类引发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一致。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分析家都同意哈斯把科学联盟抬升到环境政策制定的中心位置。人们认为哈斯的模型由于知识共同体所有的自主性程度不够将分崩离析。也就是说，科学联盟成员可以运用他们的资源去突出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必须争取自己国家的政治首脑的支持，才能真正地影响国家之间协定的谈判。这些首脑可能会发现他们参与解决国际问题有好处，但他们最终还是服从本国政治上的考虑［萨斯坎德（Susskind），1994：74～75］。

单个政府依靠环境运动组织（例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和污染探查）所积累的技术专业知识。最近一些年，这些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提高自己的内部研究能力，从研究生院吸纳大量富有理想、精力充沛的年轻博士。另外，资源保护和环境组织通常设有科学顾问委员会，并且常常得到大学里科学工作者的义务支持，还有许多本身是科学家的政府公务员的参与（耶利，1992：126）。结果，各组织和官方政策制定者开始互相协作。政策制定者发现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环保机构提供的知识信息对于帮助他们在环境议题的公共论争中站稳立场非常有价值［埃尔曼（Eyerman）和贾米森（Jamison），1989；洛和高伊德（Goyder），1983］。

虽然知识共同体是国际范围的，但是针对特定议题的科学主张的重心往往嵌入特定的国家中。例如，美国的科学领头势力推动臭氧层问题进入全球重点，而瑞典（和挪威）对酸雨的研究对于使这个议题被提升为一个环境问题至关重要。在前一种情况中，因为有美国空间计划以及该计划为美国赢得在大气电离层研究中的显赫地位，所以有着重要的基础研究条件。其重要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机构里：美国宇航局及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还有美国主要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院。当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发出关于电离层——也就是臭氧层问题发生的地方——的担忧时，媒体和普通大众以及政治首脑都会予以重视（班尼迪克，1991）。在酸雨的案例中，森林和湖泊被看作是瑞典经济的生命线，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优先位置。当跨国酸雨降水量在奥登和其他人的研究数据中变得显而易见时，瑞典政府毫不犹豫地把这些研究发现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积极地发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