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Max Weber）

另一位其著述被认为具有有关生态内容的社会学先驱是韦伯。正如巴特尔（2002）所指出的，这个与环境的连接出现在韦伯著述中两处完全不同的角落里，分别为威斯特（Patrick West）和墨菲（Raymond Murphy）所继承。

威斯特（1984）主要从韦伯的历史宗教社会学和他对古代社会的比较研究里汲取灵感。他强调韦伯曾详细分析了对自然资源的具体争夺例子，比如对灌溉网的控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墨菲所创立的曾引来更为激烈讨论的新韦伯主义环境社会学主要是基于韦伯的著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1978（1922）］。对墨菲来说，这里需要抽取的关键概念是“形式合理性”。合理性由数个动态的机构组成。增长了的科技知识带来了一个新的导向，在其中自然的存在只是为了人类去征服和支配。一个扩张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一个无时不在算计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市场主导，在此以外的事物鲜有空间。产业与政府被官僚集团控制，其目的就是获取高效率。司法系统的运作犹如一个具有机械理性的机器。合在一起，这些组成部分倡导这样一个颇具说服力的逻辑，在这里效率是第一位的，有时甚至超越了韦伯所说的“实质合理性”，即选择有实际意义的目标或其他备选方案。形式合理性于是会专横地指示：最有效的行动是砍光一片生长完好的老林子，即使这样做从生态学角度看完全不符合实质合理性（墨菲，1994：29～30）。

墨菲（1994：34）确认了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即“理性的强化”和“理性的放大”，其最初由韦伯在20世纪初揭示，如今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两个鲜明的特征。我们越想依照严酷计算的原则办事，就越有可能为蜂拥而来的负面意外打开大门。当这样的理性被运用于自然范畴，这就叫“生态的非理性”。这表现在那些触目惊心的技术灾难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破坏性后果里，例如核事故以及寻常可见的污染事件，比如在市区为防范暴雨所建的大型下水道系统里的工业废弃物。

得益于韦伯［1946（1918）］的另一个概念——智慧理性——弗洛伊登博格（Freudenburg，2001）得出了一个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的重要论点。不同于部落社会，工业社会的普通个体除了一些少得可怜的知识外不可能明白技术是如何工作的。除非是物理学家，否则那些在街上行驶的汽车里的人们对汽车如何由静止转入运动一无所知［韦伯1946（1918）：138～139］。一个后果就是：在理论上一个人可以通过聪明的计算而掌控各种事物，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依赖一整个军团的技术专家。然而，弗洛伊登博格指出，这样的一个依赖是有内在的根本问题的，因为少数时候这些专家们一不小心没拿稳球，结果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以及有些时候确实发生了的：环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