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性科学和环境

环境科学和政治之间一个重要的互动场所出现在管制过程中。在这里，“管制性科学”与普通的研究型科学在许多方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贾撒诺夫（Jasanoff），1990］。第一，管制性科学是在现存的知识的边界上形成的，因此常常没有固定的评估指南。第二，管制性科学相较于研究型科学，通常牵涉到更高程度的“知识整合”，而研究型科学更加重视研究发现的原创性。第三，以科学为基础的管制要求很强的“前瞻”性，特别是涉及风险创造的问题。

贾撒诺夫（1990：230）论证道，一个经过协议和建构的科学知识模型“最靠近管制性科学的实际情况”。规则制定部门不去鼓励咨询过程，而是把科学作为下定论的合法化依据。这个通常以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出现。贾撒诺夫回顾了许多案例，在这些案例中顾问团在美国环保总局的决策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空气污染的案例中，环境保护署和美国清洁空气科学咨询委员会（CASAC）最初存在一些冲突，但是在深入协商后，形成了根本上相互理解的取向。类似地，尽管有在里根时期发生的问题，环境保护协会（EPS）的科学顾问团（SAB），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受尊重和自主的立场，大部分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评估事务上，而把制定规则交给相应的机关予以处理。

在这种科学的协议模型中，贾撒诺夫坚持主张，“完美的、客观的可证明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有“可用的真理”，在科学的可接受性与公众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真理很明显是由社会建构的，服从于一种社会规则。然而，有些时候当尖锐冲突的科学建构来到科学顾问协会跟前时，矛盾是很难被调和的。这样的情况在许多涉及农业杀虫剂的管制争议中体现出来。在此，科学的证据很难被确立，而公众的关注又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一章的前面提到的关于“预防原则”的争论再次抬头。科学顾问会选择传统的解析论立场，而机构工作人员对公众的压力更加敏感，从而要求更快而不是更慢地行动。于是，风险的争论很快会转移到媒体和政治的舞台，那里有一套不同于规则制定时期的基本规则（贾撒诺夫，199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