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环境新闻报道

正如舒恩菲等人（1979：42～43）所宣称的那样，1969年以前美国的每日出版物很难将环境主义与保育的话题分开。保育（conservation）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行。对它的关注获得了相当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它曾经拥有有名的成员，有自己的司法和管理机构，甚至其被普遍认可的标志符号——护林熊[1]也大受拥护。相比之下，诸如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之类的环境主义中心原则，在新闻语汇中似乎很难被掌握。类似地，在英国，乡村、国家遗产以及稀有的动植物物种的保存（preservation）被广泛地接受为是正当的，而且跨越了阶级界限。然而很少有记者直接将其与空气污染、石油泄漏以及其他当代环境问题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有关环境的媒体报道急剧增加，并且环境议题首次被英美记者视为一种主要的新闻类别［莱西（Lacey）和朗文（Longman），1993；帕洛尔（Parlour）和斯凯特鲁（Schatzow），1978］。新闻工作者开始把交通问题、污染事件这样的个别困境看成是更加普遍的“环境”问题的一部分［布鲁克斯（Brookeres）等，1976；洛（Lowe）和莫里森（Morrison），1984］。

有许多重要事件可以被引用来解释这种媒体对环境主义的意识和理解的上升。舒恩菲等人［1979：43，援引罗斯（Roth），1978］指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环境信息完全是无心而获得的：1969年从月球上看到的那脆弱而有限的“地球号宇宙飞船”。[2]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来架构环境信息。相似地，1970年的地球日也起到了新闻“钉”的作用，一系列原本几乎没有见报希望的有关环境议题的新闻故事不仅在国家而且在许多美国地方社区都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莫里森等，1972）。

然而，1970年以后，关于环境的媒体报道开始衰落［帕洛尔（Parlour）和斯凯特鲁，1978］，尽管在1973—1974年的能源危机时期稍有恢复。当环境新闻确有出现时，大都针对相关的特定事件和具体问题。因希达尔（Einseidal）和考夫兰（Coughlan）在对《加拿大报纸索引》（Canadian newspaper headlines）中的文章标题进行研究后发现，环境词条被置于一系列不同的看似毫无联系的问题分类之下，像空气污染、水污染、废物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类似地，汉森（1993a：ⅹⅵ）指出，媒体倾向于把环境界定成“大体上任何与核有关的问题（核能、核辐射、核废物、核武器）、污染，以及濒危物种的保育或保护”。在这一时期，很少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问题就更鲜有报道了。

这种形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因希达尔和考夫兰指出，1983年底新的主题词语开始出现在加拿大的新闻标题中。例如，“全球灾难”、“环境秩序”以及“环境伦理”。与关注保育相比，新闻故事被赋予了更多的全球特征（global character），它拥有了“整体观和相互依赖性以及资源的有限性”等属性（1993：141）。因希达尔和考夫兰还指出，一系列“战争与控制”的隐喻的使用——生存、击败、战役、圣战——显示了加拿大新闻界对环境事件的报道表现出一种不断增强的紧迫感和严重性。主题标题被发现更为具体，涵盖“生态旅游”、“环境法”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多个领域。相似地，霍文斯汀（Howenstine）（1987）发现1970—1982年间主要美国期刊有关环境的报道朝更显著的报道复杂化转变。除此之外，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自然环境退化与保护方面的文章渐渐减少，有关经济与发展议题的文章在增多。[3]

然而，报道正在深化——这种感觉可能过度乐观。莱西、朗文（1993）注意到了80年代英国媒体有关环境问题的娱乐业及商业运作方法的提升，并且指出：只有应用环境问题的狭义定义，环境报道的改进才会变得明显。尤其需要声明的是，与主要的社论和政治偏见相一致，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之间人为的隔离被创造出来了。例如，东非饥荒的报道长久以来关注震撼战术却缺少政治洞见，尤其是在苏丹旱灾的案例中，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被西方的政策经理人所接受。而且，此类故事的报道具有周期性且常常与这些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起伏相一致［安德森（Anderson），1993b：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