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现理论与灾难研究
20世纪70年代，对突现概念化又进一步拓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亥俄大学灾难研究中心（DRC）的戴恩斯（Dynes）和考瑞恩特里（Quarantelli）及其学生，他们研究的项目是以社区为单位研究灾难的后果和集体行为。
布鲁莱特（Brouillette）和考瑞恩特里（1971）对紧急情况发生时的“突现结构”和“突现任务”进行了区分。两年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的一篇文章里，韦勒（Weller）和考瑞恩特里（1973）把一个有关群体的变量（所涉及的集体性具有长久不变的还是突现的社会关系），与一个传统上用来定义集体行为——引导行为的规范是制度化的（长久的）还是突现的——相叠加。所以集体行为被描述为或采取紧急规范的形式，或采取突现社会关系的形式，或者两者兼顾。马克斯（Gary Marx）（1980：267）一边赞扬这种类型设计是“目前为止对集体和非集体行为的最成功的概念化”，但是同时他也表达了几点保留意见：（1）这种分类法混淆了结构与行为的要素，以及分类与解释的界限；（2）很难审视不同类别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之间是彼此影响的（比如说，长久或者突现的社会关系很可能制约现在的规范）。
在其开创性著作《灾难中的组织行为》（Organized Behavior in Disasters）一书中，戴恩斯（1970）阐述道：在社区灾难中（如洪水、龙卷风、飓风等），以规范为向导的回应既包括了突现的权威模式，也包括了突现的传播路线。他以组织结构和/或任务在灾难期间、其后是否出现明显变化为基础，划分出四种组织类型：“既存救灾组织”，例如社区救火部门，在灾难期间和平时都保有同样的结构和任务；“扩张性组织”，比如红十字会，执行的任务一样但是规模越来越大，因此需要改变结构；“延伸性组织”，如建筑公司，组织结构变化不大但是从事各类不同的任务；最后是“突现性组织”，只在应对灾难情形时出现，它们既有突现任务也体现出突现结构。
《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的1973年特刊主要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内乱时期（暴乱、校园抗议）出现的组织变化和社团突现。其中灾难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调查了几个此类的突现组织。庞廷（Ponting，1973）讨论了1968年建立的“传闻控制中心”，当时的目的是减轻在贫民区散播传闻引发的社会不安定现象。庞廷所研究的大部分传闻控制中心属于“间歇性组织”［伊兹奥尼（Etzioni），1961：288～296］，也就是说平时它们处于休眠状态或者活动不多，一旦社区里紧张气氛攀升它们才开始运转起来。托伊伯（Teuber，1973）研究了“人际关系委员会”的出现，这些机构是大城市的市长为了平息种族、文化冲突和缓解内在压力而设的。弗雷斯特（Forrest）（1973）以密歇根州底特律的“跨信仰紧急事件中心”作为一个案例分析，发现这个组织开始时只是一条危机电话热线，但是很快转化角色，成为把个人需求与社区资源服务连接起来的中间人。
最后，温戈（Wenger）也向《美国行为科学家》投稿，发表了关于国内内乱时警察局内部发生的结构变化。他更加扩展了突现现象研究的范围。在研究灾难期间社区结构的适应性变化时，温戈（1978）发现了四种突现形式：突现价值和信仰、突现标准结构、突现组织结构和突现权力结构。这种分类学在建构环境社会学的突现角度时尤其有用。
其后，蒂尔尼在研究2001年“9·11”事件的组织回应时，重新介绍了突现的想法。在“9·1l”委员会官方报告中，作者认为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世贸中心的应急组织没能控制住局面和起到协调回应作用。蒂尔尼对这个结论很不以为然。她认为一般人们心目中的灾难控制和灾难一旦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很不一致：
现场情况复杂而又一片混乱，同时又万分紧急，这样的事态需要现场大量的即兴发挥，需要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在反应过程中的各个组织本体。（2004：117）
正如在前面灾难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显示的一样，蒂尔尼（2003：40～42）发现小组突现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背景。有些时候，小组可以完全在正规反应结构之外进行活动，譬如当地居民自发为事发第一现场的急救工作者准备和送去食物。另外一种普遍的模式就是由现存的机构和志愿者组成的混合网络，譬如受波及地区的安全检查就是城建和安全负责官员与志愿建筑工程师共同完成的。急救工作主要依赖于现场发挥。在前例中，志愿工程师启用了一种损坏迅查程序，改造自加州工程师对地震后建筑物的安全评估程序。另外一个片段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几十万人从曼哈顿南区通过水路进行疏散，当时使用的是应急突现的一批公家和私人拥有的水上运输工具。
蒂尔尼强调说，对“9·11”悲剧的紧急应答是有效的，因为它灵活、适应力强、以本地为根基而不是由中央指挥调度。
相比之下，媒体对于2005年7月7日伦敦交通系统4枚炸弹爆炸案的初始报道，则显示当时的救援和疏散行为更依赖于警方、消防队、急救部门和伦敦地铁工作人员的指挥，而他们是遵循着事先准备好的应急方案处理危机的。虽然如此，一些突现的和即兴发挥的元素还是十分明显。比如伤者没有等候救护车的到来，而是用大巴运送到附近的医院；十四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从英国医院协会中心跑出来救助伤者。另外发达的现代科技也得到了戏剧性的展示。一些乘客扮演了市民记者的角色，在地铁隧道里把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媒体，比那些被警察阻拦在事发地点之外的专业记者抢先登出了特快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