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话语、权力关系和政治生态学

如果不引入权力的讨论，那么实际上讨论话语是不易的。这主要缘于法国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1979；1980）。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各类文章和书籍中，福柯改变了我们对于权力的理论理解，也同时将话语分析搬上了学术日程。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绝大部分应用话语概念的分析性视角“由于用话语来界定什么是有意义的以及如何行使权力，因而拥有了福柯式的要素”（盖尔希奇等，2005：379）。

福柯摒弃了早先范式化的观念，即权力必然永久地立于制度，特别是在国家之中。相反，他将权力概念化为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就此而论，权力不仅是统治阶级所使用的武器，而且也是日常人类互动的基本特征。恰如汉德尼斯（2001：100）所指出的那样，权力“在那些会给他人的行动带来压力影响的工具、技术乃至过程中”得以体现。这可以从一位总统或首相控制国家新闻发布会日程的权力，一直延展到夫妻任何一方控制其配偶电视节目选择的权力。

权力也许无处不在，但是权力关系却很少是对称的和完全民主的。福柯在权力和统治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他认为后者是指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从属一方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运作其意志。如果说权力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可逆的，那么统治意味着这些关系变得不那么具有流动性而且很少有协商空间。

在人际权力关系的案例中，个体很可能由于出众的体能、魅力、能言善辩、较高的收入或社会地位或者更广泛的政治关系网络而拥有凌驾于他人的权力（斯科特，2001：135）。围绕着诸如国家和公司这样的正式制度，权力的建构需要其他的方法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福柯认为权力的运作与其说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和肉体压迫，不如说是通过型塑社会化过程的能力来实现的。这更为有效，因为它在内化赞同的同时降低了反抗。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变得重要起来。

话语为制度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将个体整合进统治关系的手段。福柯认为这对于他称之为“规训”的社会控制过程至关重要。他发现这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专家”的监控之下。专家们通过他们对科学技术话语的掌控而被赋予权力（92页）。尽管福柯主要关注的是诸如监狱和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内部规训的运作，然而他对规训与专门知识的紧密关系的洞见恰恰可以被拓展至科学与环境风险测定的领域中来。

在持续的文化竞赛中，话语被塑造出来。一些选手拥有了比他人更多的资源。在一个关于流产之讨论的跨国研究中，弗里（2002）等人创造了一个概念“话语机会结构”。他们将其定义为“一个复杂的竞技场，在话语建构竞赛中用不平衡的方式给各个参赛者提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62页）。在此，他们借助社会运动的文献将斯诺（Snow）和本福德（Benford）的话语型构理论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以及其他人的政治机会视角联结了起来。弗里（Ferree）和她的同事对大众传媒、司法部门、教会、政党和社会运动组织这样的大机构运作的权力以及此权力如何型塑流产话语的产生过程特别感兴趣［蒙特罗（Monteiro），2005：160］。

对话语产品的控制也伴有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划定被认可从事政治活动的行为者的界限，而且也限定了那些可以进行辩论的议题的范围（戴维森和弗里克，2004：478）。这在卡罗兰（Carolan）和贝尔（Bell）关于二恶英论争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发生在艾奥瓦州美国中西部埃姆斯小城的这一争论，在2000—2001年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冲突源于一份由环境协作北美委员会委托国际知名的科学家、环境主义者巴里·康芒纳及其纽约自然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同事所做的一份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康芒纳将有毒化学物质二恶英在加拿大北极区努纳武特（Nunavut）因纽特社区的富集归因于来自美国的一些主要污染物质的“漂移”。其中一个被点名的污染物就是附属于埃姆斯市属发电厂的废物焚化炉。AQLN是当地的一个活动家组织，早先曾经成功地将一个当地的采石场转变为一个公园和供水池。它组织了一次抗议废物焚化炉的运动。康芒纳本人也被艾奥瓦州立大学邀请做了一场名为“全球化与环境”的讲座。作为回应，市政府委托艾奥瓦州立大学工程学教授罗伯特·布朗开展一项研究，看看究竟电厂是否应该被测试。布朗引述了康芒纳报告中科学的不足之处（即康芒纳报告中缺少直接将焚化炉排放与北极二恶英聚集相关联的数据，报告中有关工厂的使用和建设信息明显不正确），因而最终建议反对厂内测试。

引述福柯的关于社会关系也是权力关系的观察，卡罗兰和贝尔（2004：287）强调指出，市政府和大学工程师们有效地控制了公众的辩论。AQLN组织的“公众健康威胁”话语型构根本没能有效地与官方的“埃姆斯电厂是安全的，是社区的骄傲”话语型构相抗衡。在当地的新闻报刊中，几乎听不到除康芒纳以外的活动者的声音。作为相对而言的新来乍到的社区居民，AQLN成员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的社区网络。相比之下，“那些与主流社会网络有联系的人也拥有表达意见、并让自己的选择被倾听的通途。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关系到他人是否相信他们是在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