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解释：“社会—环境辩证法”和“生产永动机”
在环境社会学中，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可以在施耐伯格《环境：从剩余到匮乏》（1980）一书中找到。施耐伯格同时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韦伯主义社会学的思想，从而勾勒出了经济扩张与环境破坏之间矛盾关系的性质和根源。
施耐伯格对起源于现代工业社会结构内的环境问题和政策作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描述，贴上了“生产永动机”的标签。这个概念指的是经济体系的一种内在需要，这种经济体系通过创造对于新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追逐利润，即使这样做会把生态系统承受经济增长的能力扩展至超出其物理极限或者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刺激这种消费需求方面，一个特别重要的工具就是广告，通过广告劝说人们为了改进生活方式去买超出实用考虑的更多的新产品。
施耐伯格把生产永动机描绘成一种复杂的自我强化的机制。在此机制中，政客们对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环境衰退的反应是通过制定政策进一步鼓励经济扩张。例如，他们并不是通过缩减消费或采用更为适度的生活方式来处理资源短缺问题，而是开放一个新的开发和追逐利润的领域。
施耐伯格发现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某种“辩证紧张”（dialectic tension），这种紧张是由生产永动机和环境保护需要之间的冲突引起的。他把这种紧张描绘成“使用价值”（如保护现存独特物种的价值）与“交换价值”（如对自然资源的工业使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环境保护已经在政府的政策议程中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出现，国家就必须日益平衡其双重角色，即作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促进者的角色和作为环境治理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有时国家发现有必要从事有限度的环境干预，以阻止自然资源的放任开采，并增进其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例如，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政治的进步时代，美国政府对在荒野上无节制的伐木、采矿和狩猎活动作出反应，把政府的管理权限扩展到了环境。特别是在罗斯福总统的任期内，政府开创了国家森林、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对公共土地的使用设定了限制并建立了规则，同时限制猎杀濒危物种。但是，政府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任何意义上的道德愤怒，同样有着扩大工业绩效［海斯（Hays），1959］、管制竞争以确保资源稳定供应的考虑［莫达维（Modavi），1991］。类似地，有毒废弃物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突然成为媒体的首要话题，导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特别基金”（Superfund）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将授权政府并提供财政机制，以使政府采取清洁行动，而无需首先依法认定应负责任方。正如萨兹（Szasz，1994：65）所指出的，这样做并不简单是立法者认识到要回应新出现的社会需求，而是反映了熟悉的“美国式立法过程的独有特征：‘又到了制定新法律的时候了’”。无论如何，绝大多数政府对这样做可能导致减缓经济扩张的驱动力或使生产永动机减速的风险始终保持警惕［诺万科（Novek）和康佩（Kampen），1992］。当政府既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又是环境管理者时，它就陷入矛盾的角色中，由此通常导致政府卷入“环境管理主义”（雷德克利夫，1986）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试图通过立法促进有限的环境保护，只要这种努力足以转移公众的批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想作出更重大更充分的努力以免引起经济增长的引擎突然停顿。通过立法制定复杂的、模糊的环境政策和程序，同时放任资本生产和积累之驱力所导致的开发活动（莫达维，1991：270），国家重申了它对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承诺。
在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学与环境破坏的扩大相联系方面，另外一些更为尖锐的左翼批评甚至更为不留情面。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1974）谴责资本主义巨头们有意制造资源匮乏以便保持高的价格。费伯（Faber）和奥康纳（O'Connor，1993）则指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资本重组的目标就是扩大对工人和自然的剥削，这种重组包括资本在地理上的重新布局、工厂关闭和缩减规模等，目的是为了减少例如在污染控制设备上的花费。C.凯布尔（C.Cable）和S.凯布尔（S.Cable）则不排除在美国发生起义的可能性，如果草根环境团体的不满持续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忽视的话（1995：121）。施耐伯格本人（2002：33）也抱怨其生产永动机概念的一些中心原则并没有被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引入环境社会学文献，因为这些原则都太“激进”了。也就是说，如果生产永动机确实是按照施耐伯格所描述的那样运转，那么改变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大量的、持续的政治动员，而这样将是政客们、政府机构和公司化的美国所坚决抵制的。
后来，“生产永动机小组”[2]提到了生产永动机概念在第三世界的应用问题。南方国家的领导人忽视这种永动机在欠发达地区所导致的负面的环境影响，他们与北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协调一致，试图重复第一世界曾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现代西方的工业技术［施耐伯格和古尔德（Gould），1994：167］。但是，正如雷德克利夫（1984）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这种移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成功的，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环境意义上。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使得经济发展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冒险，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已经获得的国际市场很容易被世界上新出现的低成本的替代市场所破坏。进一步说，发展计划要求昂贵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大坝、机场等等，修建这些基础设施必然要向北方金融机构大量贷款。而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并不能产生预期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在同时却以洪水、雨林破坏、土壤侵蚀和污染等形式导致极为严重的生态损害。
生产永动机解释的优势在于它从人类自身建构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公正角度，而不是从人类生态学家们所偏好的抽象的功能冲突角度来研究目前的环境问题。这样使得它相对于卡顿和邓拉普所倡导的特异的理论视角来说，更加靠近主流社会学理论的轨道。与此同时，正如巴特尔（2004：323）已经注意到的，永动机的概念是迄今为止的一个独特概念。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虽然是基于社会学推理的，但同时拥有一个关键的或者没被放在最后考虑的因变量——环境破坏，这是一个生物物理变量。根据巴特尔的判断，这使得生产永动机成为“北美环境社会学中所出现的单个最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
正如施耐伯格自己所认识到的，生产永动机理论并没有如他所喜欢的那样在环境社会学中取得范式性地位。巴特尔对此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带有新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的理论潮流所遮蔽了，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社会学。其次，在西方经济似乎已经转向信息技术、金融服务和娱乐的这样一个新自由时代，与制造经济密切结合的永动机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落伍。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永动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新的了，或者是非常有争议的，不管施耐伯格是否相信这一点。当然，要真的关掉永动机，那将是非常激进的。不过，作为对工业和消费社会的一种分析，这个模型现在看来似乎非常显而易见，但在30年前也许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