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话语
对我们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主要话语以“生态学”和“生态系统”观念为核心。如果借用赫恩德和布朗（1996）的名词，那么可以说，这里的主导趋势是“科学话语”，尽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20世纪70年代，在新兴的环境运动中，这一话语已经融进了某种规范性张力。
在其称为当代环境运动的基石之前，生态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沃斯特（1977：xiv）注意到，尽管生态学这个术语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然后又花了将近100年时间才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但生态学的观念却比它的名字要古老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词直到1866年才正式由达尔文在德国的首要信徒，E.海克尔（E.Haeckel）创造出来。他当时使用的字眼是Oecologie。E.海克尔所谓的生态学，是指“一门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
不过，植物生态学的全面发展更多地要归功于植物地理学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丹麦学者E.沃明。沃明在1895年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植物生态学》（Plantsomfund）。他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自然环境（比如一片矮灌木或硬木林）中生活的所有植物和动物构成一个相互联系和交织的群落；在这个群落中，任何一点的变化都会余波袅袅地对其他点产生深远的影响（沃斯特，1977：199）。当然，这也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核心观点。
布拉姆韦尔（1989：4）认为，在这一时期的生态学中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反机械主义的、整体主义的生物学思路，源自海克尔和植物地理学家；另一个是新出现的能源经济学的思路，关注稀缺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布拉姆韦尔认为，只有这两个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最终融为一体后，现代生态学才真正诞生了。
如果布拉姆韦尔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个部分的融合为什么没有出现得更早一些？特别是，这种融合为什么没有成为20世纪初返回自然运动的一部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一来自环境历史学家S.斯热普菲尔。她的研究揭示，在这一时期，由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形形色色的定向进化理论，特别是“直向进化论（orthogene sis）”，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对生态学思维的核心内容视若无睹。按照直向进化论的范式，遗传变异既不是随机的，也基本不受周边环境的影响。相反，它是按照某种顺序向前递进的。至于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种直向进化论或“直线进化论”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不得而知。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可能是荷尔蒙；另一种解释是，它是“宇宙设计”的一部分。
大多数在返回自然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界的发起人，比如H.F.奥斯本，J.梅利亚姆，J.勒孔蒂，都相信定向进化论。就像斯热普菲尔所警告的，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领导荒野运动的科学家都拒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部分内容，而赞同改良达尔文主义。改良达尔文主义教导人们：人类的推理能力使之能够摆脱适者生存的法则。这些科学家则更进一步，认为人类还有主动设计和规划进步的能力；比如，通过斗争拯救荒野。与此同时，人类被认为是定向进化的最高产物——一种可能通过技术革新创造出来的成就。不难理解，这种假设会导致对科学和技术的根深蒂固的乐观态度，从而难以对向工业化进军的整齐步调提出严肃的质疑。
相应地，对那些在返回自然运动中在科学上处于核心地位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生态学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不仅坚定地相信技术能够克服因资源有限而产生的任何问题，而且认为人类的应对能力毫无疑问是自然本身的进化本质所铸就的，是不会退化的。
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生物生态学总算流行开来。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主要人物：F.克莱门茨和A.坦斯利。他们创立了生物学在20世纪一个独具特色的生物学分支——“动态植物生态学”或“生态系统生态学”。
克莱门茨，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以关于生态演替的研究著称于世。在他看来，演替过程是从一个初具雏形的生态群落向一个多少具有持久性的、与其物质环境保持平衡的“顶极群落”发展的过程。顶极群落一旦形成，潜在的入侵植物就很难竞争得过该群落中的既有物种。不过，许多外部环境因素，比如森林大火、伐木、侵蚀等等，可能破坏或毁灭顶极群落，迫使演替重新开始（哈根，1992：27）。
坦斯利，一位英国植物生态学家，一般认为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造了“生态系统”一词。他强烈反对克莱门茨用“群落”一词来描述一个特定地点中植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用法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强烈地暗示了某种社会秩序的存在（沃斯特，1977：301）。与此不同，他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对生态系统的描述是根据一个自然系统中能量与营养质的（在成员间的）交换。卡顿认为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基础中最核心和最有启发性的概念，特别是坦斯利关于这个概念的最初理解，即创造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要“统一我们关于自然单元的各种观念”（1994：81）。
坦斯利的个人兴趣和社会交往多姿多彩。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他曾经帮助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修订《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他对心理分析也有兴趣，曾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做过短暂的研究，并写了一本关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畅销书（哈根，1992：80）。他还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科学界领袖，在1913年成立英国生态学会时发挥了实际作用，并担任该学会《生态学刊》（Journal of Ecology）的编辑长达20年。
麦金托什（1985）认为，克莱门茨、坦斯利和同一时代的其他科学生态学家对人类社会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生态学对于理解人类事务有很大帮助。克莱门茨（1905：16）注意到，社会学是“关于一个特殊的动物物种的生态学，因此与植物生态学有类似的密切联系”。坦斯利（1939）在其作为英国生态学会第二任会长的讲话中曾经展望，“由于相互依赖”，会出现一个全球范围的生态系统，并指出各种人类群落“只有被置于适当的环境背景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研究”。虽然，有些人说生态学为资源保护运动提供了科学的臂膀有些夸张，但是的确有许多生态学家个人对资源保护的理念非常积极（麦金托什，1985：297～299）。坦斯利本人一直致力于建立自然保留地的活动，并接着（1949年）担任了英国自然保护协会（British Nature Conservancy）的第一任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他又努力在生态学家与四个英国森林学会之间建立研究上的联系（大多数都没有实现），因为他认为，战后建立大型种植林木的计划会导致土壤贫瘠，并造成乡村风貌的非原生特征（博金，1993：92～93）。
然而，就在同时，生态学家和他们的协会却对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或社会议题感到有些紧张，担心他们在科学上的信誉受到损害。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生态学会都不愿公开提倡某种立场或加入政治游说活动（麦金托什，1985：308）。任何关于动物和植物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的综合都因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芝加哥学派企图将该领域充分概念化的失败而受到打击。[5]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生态学才成为新兴的、正在快速扩散的环境关心的理论基石。生态学家越来越从科学家角色走出来，成为环境争论话题的主要提供者。大量新词汇涌进英语，比如，生态政治、生态灾难、生态意识（沃斯特，1977：341）。英国杂志《生态学家》（The Ecologist）在E.戈德史密斯的指导下成为“左”倾环境主义者的重心所在。讽刺的是，在生物生态学领域内，生态系统生态学和进化论生态学关于“群体选择”（即一种自然查验种群增长的自我节制形式）概念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知识分歧，而上述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种分裂的气氛中出现的。
有几个关键因素可以解释生态系统生态学[6]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主义兴起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人们对放射性粉尘、杀虫剂中毒、人口膨胀、城市烟雾等现象越来越关注，而为了制造一个显得包罗万象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科学理论，人们就把生态学的语言和逻辑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联系到一起。鲁宾（1994）认为，造成这一转变的推动力量是一小群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R.卡森，B.康芒纳，P.埃利希（Paul Ehrlich），G.哈丁。他们都扮演了科学普及者的角色。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第一次把一些生态学概念，比如食物链、“生命网”和“自然平衡”等，带入流行词汇中。用生态学作解释枢纽，把许多在她看来成问题的关系都简化为一个“环境危机”（鲁宾，1994：45）。康芒纳（1971）把卡森的观察系统地表述为四条生态学定律：“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事物都应有其自身的位置”、“自然知道如何达到最优”、“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定律也许把生态系统生态学过分简化了，但在修辞上却有着强大的力量。类似地，G.哈丁的比喻——“公用地的悲剧”（1978）在学术界内外都赢得了广泛的听众。
其次，生态学和伦理学在A.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中的首次融合被大书特书。土地伦理是A.利奥波德死后于1949年发表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该书把伦理性的权利扩展到自然世界，在这里，自然世界被看作一个共同体而不是一种商品。20世纪50年代，该书只在资源保护圈内有少量但很忠实的追随者，变得广为人知则是1968年重印之后的事。此前生态系统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尽管是一种动态的建构，现在它则被附加了道德的含义。人类对生物的干预不仅被认为会产生某些特定的效应，比如像克莱门茨所说的强制开始新一轮演替，而且也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随着1980年“深度生态学”的兴起，这种观点越来越引人注目。
最后，正如麦克唐纳德（1991：89）已经观察到的，通过吸收科学生态学，环境运动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尽管在自然科学中，生态系统生态学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软”学科，但这并不妨碍环境主义者宣称其运动在科学上的权威性。其二，由于其整体主义视角，生态学吸引了许多“追求者”，比如扩展意识（expanded consciousness）、禅宗和有机食品的爱好者。如果没有生态学，他们可能不会对绿色事业产生什么兴趣。与科学生态学家一起，这些新兴的环境运动分子创造出一种强而有力的政治混合团体。在最近若干年来，这一联盟已经沦落到顶多算得上勉强凑合的地步，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它却给流行的非正统大众文化潮流（记者们经常在其中捕捉和搜寻新趋势）带来了一种“生态威胁”观念。
这样，生态学就从一种理解植物和动物群落的科学模型转变为一种可以用来系统化、扩大和从道德上振兴环境话语的“组织武器”[7]。在此过程中，它要求一种新的结构：更加政治化、更具普通性、更有“颠覆性”（席尔斯，1964；谢帕德，1969）。尽管一些科学生态学家对这种概念上的重构反应消极，另外一些人却表示支持，认为“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型的基于生物学研究者角度的社会行动主义。后者开始成为有影响的主张提出者，代表着一种自然与社会的界限被刻意模糊的政治化了的愿景。
金奇和克莱恩曼（2003）区分了当代科学生态学中两种相互竞争的话语趋势——纯洁性和功利性。一方面，生态学被认为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科学，拥有得到承认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许多学院派生态学家毫不避讳地打算证明该学科在决策领域的用处。美国生态学会（ESA），美国生态学家最重要的专业组织，已经开始尝试处理这些压力：在重申学科的价值中立立场的同时，着手实施多个旨在收获公共参与之利的计划和倡议。比如，1979年，在得出那些自称为生态学家的非专业人员玷污了生态学声誉的结论之后，ESA设立了一个志愿性的认证计划，目的是在保护生态学整体上的自主性和独特专业技能的同时，让生态学家能够参与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882～883页）。
最近，生态学的意义再次被重构。一些草根积极分子，比如印度的抱树运动（Chipko movement）和肯尼亚的绿带运动（greenbelt movement）中的那些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生态学视角。该视角关于生态系统之相互关联性的洞见是通过民间知识而不是通过科学观察获得的。这种类型的本土智慧蕴涵于长期的保护环境实践中。遗憾的是，本土的生态知识却被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巨象所压制；全球经济发展迫使穷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土地，剥夺了他们坚持可持续实践的机会（克莱普、道芬奇，2005：109）。
这一替代性的知识体系为公民运动提供了“一种重构新实证主义科学的认识论工具，一种管理全球生态独立性的替代性思路”（布瑞曼，1993：137）。在这种背景下，生态学成为一种半是神话、半是大众科学的东西，成为一面汇集那些反对主导里约热内卢会议那种环境外交的人的旗帜。如此说来，这种生态学代表着对一个具有130年历史的概念的一种新的社会理解，尽管此种理解对海克尔、沃明和其他科学生态学的先驱来说可能是面目全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