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键维度
突现不确定性
今天的生活和一个世纪前比起来是否更危险？这很难说，但是至少经常看起来是这样。疯牛病、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科学怪人食品”、全球变暖、核事故——每星期似乎都预示着新的危险来临。这些现象的共同之处就是模糊性和偶然性都很强。就像萨特（Sartre）（1975：100）所说的“无穷可能性的晕狂”［引自霍利克-琼斯（Horlick-Jones），2004：108］。虽然已知传染性疾病的病例减少了（至少在西方国家是这样），然而在器官退化、慢性病、多种硬化症、未明病毒感染方面，新的不确定性可谓层出不穷［津恩（Zinn），2005：1］。“奇特的”、“无先例的”气候现象频繁发生，预示着地球环境正经历着某种不正常的变化，但是很难确定到底是怎么了。简言之，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模糊［温（Wynne），2002：471～472］。
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一致，许多社会学分析家都认为科学技术要为不确定性的猛增负责，因为科技制造出大批新的化学合成品、生物工程食品和克隆的动物，而从未停下来想想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和长期后果如何。一种强烈不确定性的来源就是新的合成体，比如干细胞、异种移植生物等、需要不同种类生物体之间的组织移植来完成的医学创新试验，目前仍然十分有争议［布朗和迈克尔（Michael），2004］。
贝克和他的助手们把这种不确定性的气候和科学的去神秘化，以及专家权威的消失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当科学的权威日渐式微之时，普通人要面对一大堆相互矛盾的主张和话语。墨菲和梅纳德（Maynard）（2000：134）发现：“一个议题的事实不确定性越强，它就越容易被社会构建。”他们把基因测量作为一个例证，因为这种试验是崭新的，缺乏先例同时又充满不确定性。在有争议的领域里，政策制定过程更容易受“修辞的”影响。
芭芭拉·亚当（1996：95～97）发现，在不确定性普遍出现的时候，时间是一个中心因素。这有四个原因：首先，过去的知识不断地被证明在预告未来的时候价值很有限，因为未来总是那么不确定，而且随机性很强。而这与科学创新的本质有关。比如说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手机和其他个人通信设施的广泛使用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其次，创新和过时的间隔大大地缩小了，就像全球化的危险一样。这引起“非同步时间框架”的产生，使得诸如核电厂等新科技的使用产生的负面效应几乎是立即出现，所以核技术似乎立刻变得过时了。再次，现代科技被设计为封闭的、孤立的单位，与环境毫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产生的影响很快成为生态网络的一部分。而且“机器时间”是可逆的（如录像机或者DVD等），但生态时间却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向地下水中倾倒有毒废弃物所产生的有害后果是不能逆转的。最后，在现今时代晚些时候，因果关系变得更加模糊了。在有些环境危险的事例中，在征兆变得可见之前还有个时间差。我们已经不再是与静止、孤立的现象打交道，而是不得不面对相互关联的、不断改变的动态的情势，在这里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比向溪流中倾倒污染物要复杂得多。比如，在全球变暖的例子里，因果关系并不是以线性关系呈现的，所以这个环境议题“充满不确定性，预示着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97页）。
这种不确定感和未知感对于突现理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没有给人们留下一套稳固的认知方针。就像灾难的受害者或卷入内乱的公众一样，今天的市民搁浅在一个模糊地带里。
突现组织和结构
自从19世纪晚期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的潜在威胁首次影响公众意识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各种组织反应推陈出新。就像在灾难情境中，有些是已有组织结构的延伸或者扩张，其他组织演变形式则展现出更多突现的特色，大多数处于政府、科学、工业的机构边界内，但也有些在体制外的我们现在所知的“公民社会”里生根发芽。
弗兰克（1997；2000；2002）写了很多文章介绍自然保护的科学模式怎样出现、挑战并最终战胜先前主导的“人道主义模式”。他通过主导文化和组织框架的改变来提供解释。具体地说，自然保护经过三个主要阶段的全球制度化：世界文化的变迁、世界组织的变迁和国家政治的变迁。虽然自然保护最终以“非常确切的类似菜单的方式”（弗兰克，2002：49）被收编入社会行动系统，但开始时它是个更为突现的过程，其结果很难判断。
最近，一系列有关突现边界组织的研究发表了，这些边界组织因处于政治和科学的边界而得名［古斯顿（Guston），2000］。比如说，阿格瓦拉（Agrawala）等（2001）阐述了国际气候预测研究所（IRI）的历史。该边界组织成立于1996年，旨在协调、承担、实施和评估季节性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国际气候预测研究所“处于比较不同的社会场域中，一边是气候模型和预测，一边是农业、健康和其他社会政治决策”（471页）。因此它不仅在科学不确定性的背景中运作，预测重要的气象或者海洋地理现象（比如厄尔尼诺现象），也游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热烈辩论。
米勒（Miller）（2001）发展了混合管理这一概念来更好地理解像国际气候预测研究所一样的边界组织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运作。更具体地，他详细地检视了这些组织是如何被建构、分拆和排序的。比如说，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SBSTA），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设立的论坛。米勒列出了四个构成混合管理的因素：混合、解构、边界工作以及跨领域协调。拉图尔（Latour）（1993）认为现代性的根本动力在于把混合物纯化，而米勒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认为这一类的边界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建立和保持当代社会多种生命形式之间的有益张力”（487页）。而且，人们发现SBSTA内部的权力关系十分复杂，并不听命于科学家，也不听命于任何政府。没有任何单个国家比如美国能垄断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突现流
最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还体现在突现流这一概念里。
基于卡斯特尔斯（Castells）和厄里（Urry）的工作，摩尔和斯帕尔戈林（2003）提出了一种新的“环境流社会学”。灵感主要来自于发展迅猛的世界社会、经济全球化及其与日俱增的复杂性。这使得民族国家变得不合时宜，而其本地及本地居民则成了历史的陈迹。比如印度在早上把档案文件传给纽约和芝加哥的编程员，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完工，这种事已经屡见不鲜。公司的高级执行官们马不停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机场候机室、国际酒店度过的，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很少。难民和移民好像是在全球传送带上旅行；城市变得像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权力关系发生了转化。卡斯特尔斯（1996：412）的总结让人印象深刻：“流动的力量超越了力量的流动。”
摩尔和斯帕尔戈林论文的基础——初生的“流动社会学”——对此论述得更为透彻。厄里（2003）认为，社会行动者和民族国家已是明日黄花，将现代化的舞台拱手让给了全球集合的网络和流动。厄里把流动的观点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中心概念——混合性——整合在一起。这样物质与社会关系变得如此契合，难以区分。然后，厄里还加了一点“复杂性理论”的元素，即事物的后果通常以不可预测、非线性，甚至有时候以混乱无序的方式发展。这就把焦点集中在全球流动和网络的“突现性质”上。
摩尔和斯帕尔戈林指出，环境社会学和环境科学早就在关注流动。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物质和能源流动或者近期的农药或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动上。不过，施耐伯格的“生产永动机”模型主要批判了人类附加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污染行为）和退化（导致枯竭），也和流动的学说相关（12页）。然而又有人指责以上说法，认为它们太狭隘、太静止、太本地化。他们宣称环境流“不仅指物质或者技术的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流动及其内容相关的场景、节点、网络和话语”（17页）。
大多数关于环境流社会学的著作都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而阿里（Ali）和凯尔（Keil）的文章（待发表）则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例外，他们论述了全球城市和传染性疾病的关系。
在他们的案例分析里，阿里和凯尔研究了2003年对突发的非典的传播和反应，认为只有在全球网络（卡斯特尔斯）和流动（厄里）的背景中才能全面理解我们所讨论的题目。
2003年3月5日，一位78岁的加拿大籍中国妇女在探望海外亲戚返乡之后于多伦多医院逝世，两天后她的儿子也去世了。很明显，她是在逗留香港九龙维景酒店时感染上非典病毒的。一位医学教授在广州治疗非典病人之后来到香港参加家族婚礼，结果就至少传染了下榻在该酒店的12位客人。短短一个月内，多伦多就发生了13例非典致死案例、97例可能患病病人和1137例疑似病人。这些数字在中国香港和内地甚至还要高些。2003年5月多伦多发生了第二次非典爆发，结果又有5个病人被隔离治疗。
阿里和凯尔（2005）举例说明，病毒传播的速度和模式反映了一种产生于今天的全球化力量的“时空压缩”（哈维，1989）。而且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除了潜伏期缩短（非典病毒的潜伏期只有2～10天），世界各个国家和城市之间的飞行旅行也大大增加了。这意味着旅行者很可能在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回到家里了。然后他们俩又引用了“国外旅居”和“跨国”社区在全球城市中的增长。很明显，正是现代通信和运输科技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在20世纪初大批移民从中欧和东欧迁移到美国的时候，这些移民除非在美国发迹，否则可能永远都无法回到家乡。然而今天的机场和手机网络却充满了与故国家人保持联系的身影和声音。这一点在多个场合影响了非典危机中的多伦多。一位护士助手因为接触她同房室友的妈妈（后来死亡）感染了非典病毒，然后她就到马尼拉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婚礼。一个很有威信的天主教组织的会员——大部分是菲律宾人——参加了一位因感染非典去世的老教友的葬礼，结果引起了大规模强制隔离。
突现在这里以几种不同方式起作用。
首先，非典并不是唯一的突现、扩散的传染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和凯尔的参考书目中引用的三本书里都使用了这个术语。这三本书分别是《秘密代理人：突现传染的威胁》（Secret Agents：The Menace of Emerging Infections）［德雷克斯勒（Drexler），2003］；《瘟疫将至：在失衡世界中的新近突现疾病》（The coming plague：Newly Emerging Diseast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加勒特（Garrett），1994］；《突现病毒》（Emerging Viruses）［摩尔斯（Morse），1993］。这些“新近突现和卷土重来的疾病”反映了支持跨物种迁移的人与环境关系的流变。比如说，非典爆发之源很可能是在广东省某个不卫生的鲜活动物市场，在那里奇异的动物（如果子狸）被当作美食出售。
其次，本地和全球的互动产生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不成比例的突现效果”（阿里和凯尔），这让我们想起了与突现相伴的复杂性维度。在这个例子里，不仅仅只有人际关系是非线性的，而且病原体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发生的互动也是难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