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命题

在我们开始新千年的时候，或许最有影响力的更新现代主义的尝试是贝克的“风险社会命题”。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贝克公开批评现代性及其伴生的风险。不过，他认为现代性最终是有能力解决由它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的［巴里（Barry），1999：152］。

贝克的命题从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的”或“阶级的”社会转向一种“风险社会”这一前提范式开始。在“工业的”或“阶级的”社会中，中心问题是社会集体创造的财富如何能按照社会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同时又能最小化其负面效果（诸如贫困、饥饿等）。而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和危险是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产生的，尤其是污染，社会需要防止、最小化这些风险和危险，或者进行形象化和疏导。与工业的、阶级的社会相比，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分配据说要均匀得多。按照贝克的简要概括就是：“饥饿是分等级的，烟雾是民主的”。不过，无论是作为前者的“财富分配社会”，还是作为后者的“风险分配社会”，都包含着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区域高度重叠。

当代风险在其根源、范围、效应以及识别难度等方面都与过去的风险不同（参见希金斯和纳塔利，2004：78～79）。那些与化学泄漏、辐射中毒等事件密切相连的风险不仅仅是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幸的副产品。更精确地说，它们是各种控制新技术的社会制度失灵的一种证明，最为突出的就是科学的失灵。这类风险超越时间和空间，远远超出其地理上的起源扩展开去，在时间上，其影响则不仅是当前一代。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由于“飞镖效应”，出口到国外的风险，特别是出口到南方国家的风险，不可避免地要返回来作祟，阴魂不散。最后，贝克认为今天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普通人是看不见的，只有复杂的科学仪器才能识别。

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去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很诡异的是，科学在变得“越来越必要的同时，也显得在建立对于真理的社会性定义方面越来越不充分”（贝克，1992：156）。贝克将严格的“科学理性”与一种新的“社会理性”进行对比。科学理性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很盛行，而社会理性则植根于对于进步的批评。在越来越易怒的公众压力下，各种形式的“替代的”和“倡导性的”科学出现了，这种情形导致科学界内部不得不开展自我批评。这种“针对科学抗议的科学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公众导向的科学专家，他们探索新的科学活动和应用的领域，例如“保育生物学”。类似地，对于政治行动的垄断据说也被打破了，由此向集体行动过程开启了政治决策之门。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德国“绿色力量”进入议会政治。

最后，反思现代化的动力学导致了更大程度的个体化。工业革命后所产生的新的城市市民从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曾被认为能达到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的新水平。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新的制约，也就是“科学主义文化”的制约，这种文化侵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包括从风险建构到性行为。现在对所有个人来说，又有了一次机会去冲破束缚获得自由并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亚文化、社会联系和认同（131页）。贝克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反省我们的个人经验并作出我们自己的关于我们希望如何生活的决定［欧文（Irwin），2001：56］。但是，具有讽刺性的是，就在个人化的私人存在最终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又面对着各种风险冲突，而这些风险冲突从它们的起源和本质来说，是抵制任何形式的个人处置的。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变薄之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就是这种情形的关键例证。因此，“反思性科学化”对于再造个体自主性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在“反思性科学化”过程中，科学决策，特别是与风险相关的科学决策，是向社会理性开放的。贝克坚持认为，民主不应该“终结在实验室门口”。

尽管贝克的分析非常新鲜且有力，但是它并非没有问题。

正如里德斯科格（Lidskog，1993）在其对于《风险社会》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贝克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由于客观的可证实的全球风险的增加，地球正处在日益扩大的危险中；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风险完全是社会建构的，因而超越我们的认知它们就不存在。布吕多恩（Blühdorn，2000：86）也抱怨贝克的这种不一致，他指出贝克“是将生态风险作为一种客观的经验事实加以概念化，还是将其作为一种主观认识和社会建构而加以概念化，似乎模棱两可”。的确，如果你要怀疑贝克的主张，即在现代性晚期“真实”风险的范围和影响都急剧扩大了，那么这对其整个“风险社会”命题的有效性将具有严重影响。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贝克在此问题上的不一致反映了环境社会学中某种长期存在的紧张，也就是社会学分析家与环境活动家之间的角色紧张。卡顿和邓拉普的HEP/NEP两种范式的划分就是这种紧张的集中体现。这种紧张也一直贯穿于多数其他的环境社会学文献中，出现在例如持“批评性真实主义”立场的本顿、狄更斯、玛特尔以及其他英国社会学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些人试图把自然放回到自然—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在贝克的风险社会命题中，描述性和规范性维度持续交织。的确，贝克非常积极地在倡导一种“生态理性”或“生态启蒙”社会的独特前景（巴里，1999：153）。

贝克对于上述批评的回应是令人丧气的。他一方面把世界描绘成充满风险，而且可能是大毁灭式的风险，另一方面把这类风险看成是“尤为取决于社会定义和建构”的，贝克本人并没有看出这两者之间的本质矛盾。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贝克把风险和危害的含义混在一起，让人混淆。一方面，他把风险定义为“现代化自身所引入的处理各种危害和不安全的一种系统的方式”（1992：21）。尽管前工业社会的市民们对于诸如饥荒、瘟疫、自然灾害之类的危害并不陌生，但是那时不存在风险的观念，因为各种危害或危险被看成是先定的，通常被看作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不得不承受［埃里奥特（Elliott），2002：295］。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贝克的社会变迁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全球化社会中的风险相比以前时代的而言，既是范围更广的，又是分配上更为民主的。进一步说，它意指诸如与核能和失控的生物技术相关的风险，其自身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充满危害的，而不仅是指建立定义和应对这些危险的新方式［萨顿（Sutton），2004：121］。

贝克还认为针对财富分配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严酷对立已经消退，而代之以新型的、转变中的联盟与分工模式，这一点也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渐渐地，贝克大胆提出，如果观察到环境污染产业中的工人与管理人员联合起来以反对来自诸如渔业和旅游业等经济竞争部门的“受害者”，那也并不奇怪。在某些情况下，联盟甚至可以在那些曾经存在严重冲突的各方之间建立起来。例如，在新墨西哥和蒙大拿州，牧场主和诸如赛拉俱乐部（Sierra Club）之类的绿色组织之间，最近他们把历史分歧放在一边而联合起来，与他们所面临的共同威胁战斗，这就是油气井不断增加的威胁［卡尔顿（Carlton），2005］。但是，这种解释是有缺陷的，那些无权无势的经济行动者往往为了生存不得不支持污染技术和政策。洛基（Lockie，1997）引用了澳大利亚农场主的案例，这些农场主接受依赖化学的农业类型作为环境管理的理性方法，由此洛基提出某些人可能同时既是“受害者”，又是“作恶者”。也就是说，尽管农场主被暴露在有毒物质中，这些物质可能是包括从头疼到癌症的各种化学的致病根源，但是就农场主通过从事化学密集型种植实践加剧了全球污染而言，他也是作恶者。

各种各样的对于风险社会命题的批评已经指出，贝克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现代性反思阶段的政治和科学决策细节上的模糊不清是难以接受的。希皮尔（Seippel，2002：215～216）含蓄地表示，贝克关于“市民社会”中的政治想象是天真的和乌托邦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传统政治所具有的政治欺骗和交易特征在一夜之间就突然消失？的确，当传统政治与市民社会的边界被弄得模糊不清时，我们甚至可能冒着让后者遭受不民主的利益、价值及行动方式侵蚀的风险。进一步说，贝克在此过于夸大了生态理性的潜力，忽视了社会互动的“文化嵌入性”。也就是说，几乎没有理由预期一个痴迷于大腕明星和商场购物的社会将会突然改变方向并开始完全基于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作出选择。简而言之，尽管风险社会命题具有启示性，但最终它只是成为一种“神秘话语”［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史密斯，1996；引自希皮尔，200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