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主张
与污染物对大气层或平流层造成损害的全球环境问题相比（如全球变暖、臭氧耗竭、酸雨等），生物多样性的可能丧失并不如此依赖于发现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例如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或者黑森林里的枝叶枯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问题是在不断涌现的报告积累的背景下敲响了警钟。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经常有失精准，它们预测的灭绝物种数量上总是相差甚远，甚至有的时候有些离谱（布朗，1986：448）。预测结果经常由比率来表达，但是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无法达到计算出精确比率的要求，因此经常得出一些让人生疑的数字来。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有的人所宣称的“每分钟灭绝一个物种”，这种速率意味着地球上每年就要灭绝526600个物种，这个数字很不切实际，看起来大约是我们通常引用的数字的十倍（洛夫乔伊，1986：14）。比较保守的估算，如美国国际发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目前声称每年有1000个物种灭绝（www.usaid.gov/our_work/environment/biodiversity）。
而且，这个问题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取得可靠的信息。我们对于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彼此的依赖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从干扰事件中恢复常态所知如此之少，以至于“为了避免未来灾难的发生，现在必须在没有足够知识做出决断的条件下采取行动”［诺顿（Norton），1986：11］。
现在测定生物多样性大多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物种的测量和基因多样性的认定。前者目前来说不太充分，因为其测量单位未必总合适（有时用“门”或者“科”比用“种”更适合）；同时这种方法未必是确定多样的生态系统的最好方法，也不能够观察种群和栖息地的时代变迁。然而，基因多样性认定甚至更为困难，一方面是成本巨大，需要受过训练拥有复杂试验技能的专业人员操作，另一方面试验产生的结果经常很难解释（卢卡，2002：124）。
最后，一些科学家质疑现在试图量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比率的做法本身具有缺陷，因为其前提假设生物灭绝是随机现象本身有问题。拉菲里（2004）认为在现实世界绝大多数生物灭绝是非随机性的，也就是说，一些物种比另外一些物种更容易灭绝。与那些以灭绝随机性为前提的研究基础上做出的预测相比，非随机灭绝对于物种丧失来说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第1142页）。
面对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那些把生物多样性作为环境问题提出的人依靠的是“预防性原则”（见第7章），他们建议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避免能引起不必要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为（托尔巴和埃尔·霍利，1992：197）。
那么保育生物学家和其他主张提出者是如何在相对缺乏权威性研究数据的条件下，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提升到一个显著环境问题的地位呢？威尔逊（Wilson）（1986：v）相信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和部分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和国际保护的兴趣可以归因于两个基本独立的事件的发展。
首先是林业、物种灭绝和热带生物学三个不同研究领域研究数据的汇总，使得全球生物多样性问题更突出，从而值得更多的公众关注。这些重要数据不足以推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从而导致全世界范围的行动，但是它们把生物多样性的地位提高到足够的高度，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政治听证会和公共论坛讨论。这其中，最大型的是在美国国家科学院（USA）和史密斯索尼（Smithsonian）研究院支持下，于1986年9月21日至24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论坛。与会者包括60位首席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农学家、哲学家和国际发展学家。其间的讲座和小组座谈总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最后一天晚上的小组讨论更是通过电视会议的方式向美国和加拿大100所高校的大约5000至10000人进行了直播。威尔逊（1986：vi）事后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生物多样性”这个术语首次被大会组织者罗森（Rosen）博士提出。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中心生命科学委员会的官员之一。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威尔逊对“生物多样性”这个称谓提出非议，认为其过于追求“吸引眼球”、“不够严格”，罗森和其他科学院成员坚持认为这个术语比较简单易懂，很有特色，因而更容易让公众记住（威尔逊，1994：359）。
第二个事件是，世界上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使得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问题，从一个科学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发展成一个具有更广阔意义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北方工业国家，破坏热带雨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生物栖息地的行为遭到声讨，因为这威胁到广大的未开发物种的存储库，这些物种在提供新的食物、开发新药材和别的产品上有潜在用途。与此同时，南方国家担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当地农民和其他依赖传统生态系统维持生计的人民的生活造成冲击。假以时日，南北的不同目标将产生直接冲突，不过起初它们倒是协同一致地把生物多样性丧失重新架构为相当重要的“发展”问题。根据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统计数字，2005年生物多样性的纯经济收益估计达到总值3万亿美元，或者全球经济产值的11%（www.usaid.gov/our_work/environment/biodiversity）。
这种把环境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的做法，得到了USAID的大力资金支持。20世纪80年代，得到国会的授权，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业务范围扩展到生物多样性领域。除了资助低收入国家的个人项目以及学术会议，美国国际发展署也管理一个规模很大的由同行评审的研究经费基金。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是与国家科学基金（NSF）共同出资资助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项目；二是一个核心基金拨给生物多样性支持项目，该项目由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美国自然资源保护组织（The Nature Conservancy）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共同承办。美国国际发展署的项目落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北非地区以及欧洲和亚洲［阿尔伯特（Alpert），1993：630］。到20世纪90年代初，该机构为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每年投资大约1亿美元［安吉尔（Angier），1994］。今天它支持着64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活动。
将生物多样性问题作为环境问题推出，极大地受益于几位颇有名望的科学家新闻企业家或斗士，他们极其活跃地在科学圈内外推广这一新的视角。
埃利希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为发起运动声称人口过剩是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和恶名）。此后两位生物学家把目光转向生物多样性缺失这个问题。1986年，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保育生物学研究中心（CCB），由保罗·埃利希担任主任（见上文）。1981年，埃利希夫妇出版了《灭绝》（Extinction），该书成为当时研究濒危物种的著名书籍之一。他们给生物多样性问题增加了一个道德的维度，他们宣扬“诺亚原则”，认为保护所有非人类物种的首要论点是一种宗教性的信仰：“我们（人类）在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的同行乘客……也有权利生存下去”。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第二个主力人物，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众所周知，他是“社会生物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在1978年获得普利策奖。他的畅销书《生命的多样性》（The Diversity of Life）被环美国和加拿大的读书俱乐部选中成为推荐读物。在他的自传里，威尔逊自曝“他积极参与行动，是效仿了他的朋友——彼得·雷文”。后者自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就大规模物种灭绝的话题写作、演讲和辩论。在威尔逊所做出的贡献里，突出的是他将一系列从1986年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论坛涌现出的关键性文章编撰为《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1988）一书，此书成为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威尔逊，1994：358）。
其他集成生物多样性损失问题的主要人物有密苏里植物园园长雷文，1979年出版了《沉没的方舟》（The Sinking Ark）的世界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迈尔斯（Norman Myers）和保育生物学学科创始人和传播者之一索里。
一群多年老友有着相似的兴趣，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经常在相同的地方做野外工作（玛祖尔和李，1993：703），埃利希（保罗）、雷文和威尔逊共同参与了许多活动，将生物多样性损失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以讨论和宣扬。埃利希和雷文组织主持了1986年华盛顿论坛上的小组座谈。1989年，雷文和威尔逊为美国参议院环境污染小组提供专家意见。1991年8月的《科学》杂志“生物多样性特刊”上刊登了威尔逊和埃利希的文章。而以上三位科学家都是地球俱乐部的创建者，该行动组织旨在帮助科学界更快地注意到重要但是被忽略的环境问题（布朗，1986）。玛祖尔和李对以上的三人组作了如下观察：
他们多产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名气和社会上以及机构中的关系网使他们在科学界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同时他们有着很好的渠道得到联邦政府和私人的资金支持，用于科学和政策上的努力。（1993：703）
威尔逊（1994：357～358）戏谑地把由这群资深的生物学家组成的松散团体称作“热带雨林黑手党”。成员中除了雷文和威尔逊，还包括戴蒙德（Diamond）（此人10年后陆续写出几本关于社会崩溃方面的畅销书）、艾斯纳（Eisner）、简森（Jantzen）、洛夫乔伊和迈尔斯。这些人都为宣扬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严峻性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