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要把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分析推进到新的领域中，我们就必须在这里借用S.耶利（2002b）的说法，完成一系列“大力神似的劳作”。

首先，任何人概念化与环境相关的问题的新尝试都要面对“自然与社会的分割”。很不幸，这在当代环境研究领域已经成了一种困扰，阻挡了其他理论探索的发展。我认为无论是把自然从社会研究中去除，还是否认自然环境是社会建构的都十分不明智。要说清楚自然和社会的二元论是一件特别难处理的工作，“混合品种”与“有机体机器人”的增加更是让这种工作复杂棘手，因为它们至少在物质上是半自然、半社会的产物。

要处理第一项任务，我们就不得不完成这第二项任务。最近试图解决自然—社会分割问题的研究都缺乏实证基础，更多的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操作。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其他协同建构主义理论的传播者，故意采纳了与众不同的奇异的术语和概念群，很不容易与当代社会学的任何主要流派联系起来。甚至一些记录“社会自然物”的历史生产的更为实证的研究都是这样的［斯温吉杜（Swyngedouw），1999；2005］。厄里的“流动社会学”部分地采纳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思想，也发展了自己的一套术语，如吸引者（attractors），循环（iteration），混沌（chaos），均衡（equilibrium），自我均衡（autopoiesis），流动（fluxes），以及作为微分方程分子的时间。摩尔和斯帕尔戈林倒是为此辩护，认为全球化的动态发展“超越了系统性的分析和理解”，只有建立在复杂理论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学（socionomy）这样新的混合学科”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邓拉普（2002b：16）预言道：“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人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将反映一种综合理论的与实证的长处的趋势，而这才是对我们的研究领域大有裨益的。”就像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想说的那样：“这是件好事”，但是目前要弥合自然—社会的分割仍然是一项难度系数很高的大力神似的工作。

第三项任务与第二项任务也不无关联，那就是要调和宏观的、欧洲式的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和更擅长具体数据分析的美国环境社会学。巴特尔（2002：52～53，脚注8）指出：“欧洲出版的大部分研究环境的社会学论文要么是文化社会学领域的，要么是研究社会运动的。这些研究社会运动的论文恰恰认为生态主义和其他相关的运动体现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很有意思的代表类型。”然而，美国的环境社会学则更直接地研究与环境相关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问题。像费希尔（Fischer）（2003：10）指出的那样，这种思路（尤其是在其理论阐述中）“倾向于把环境问题考虑成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积累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是直接相关的因素”。

在本章中，我建议突现理论框架将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以完成上述的大力神似的工作。其主要的优势之一是：这样的理论框架可以容纳非常广泛的研究对象。传染性疾病、冰暴和海啸、不确定性与风险、科学边界组织、环境保护运动，等等，都可以在同一框架下进行概念化。虽然它包括了全球化流动过程（见阿里和凯尔对非典案例的研究），突现理论在研究局部区域问题时尤其有用，比如可以用于解释灾难过后的社会互动现象。另外，虽然突现理论预示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学习模式，但它并不明显是约定俗成的。最后正如邓拉普预言的那样，它和其他当代研究方法（尤其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比起来，具有更完美地综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