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解释
关于环境破坏的生态学解释有其“人类生态学”的根源，这个领域在20世纪20—60年代的城市社会学中持续占有支配性地位。
这一城市生态学模型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及其同事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创立的。帕克对达尔文及其博物学同事的著作很熟悉，汲取了他们关于动物和植物各物种彼此紧密相关、相互依赖的洞见。在其对人类生态学的讨论中，帕克［1936（1952）］开始采用“生命网”的解释，他引用“杰克建的房子”（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这一熟悉的童谣，来作为漫长食物链的逻辑原型，以表明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彼此相关。在生命网中，“生存竞争”是现行原则，通过生存竞争，幸存者在物理环境和不同物种的劳动分工中找到他们的“小生境”。
如果帕克主要是从关注自然环境本身的角度对其发生兴趣，那么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人类以城市发展和工业污染的形式所进行的干预，人为地打破了物种之间相互联系的链条，由此扰乱了“生物平衡”。事实上他的确认识到，商业在“日益破坏古老自然秩序所依赖的与世隔绝”，由此已经加剧了在不断扩张的可居住世界中的生存竞争。但是，他相信这样一些变化有可能为未来的竞争过程提供新的并且通常是更高级的方向，从而强制性推动适应、变迁和新的平衡。
生物生态学是帕克借用一系列原理的基本源泉，他把这些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人口和社区分析。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提到人类生态学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动物和植物生态学有所不同。首先，人类并非是直接地依赖物理环境，人类由于劳动分工而有所解放。其次，技术允许人类再造他们的栖息地和世界，而不是被动地受其制约。再次，人类社区的结构远远不只是生物决定因素的产物，它被文化因素统治，特别是植根于习惯和传统的制度结构。因此，对比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人类社会是在两个层次上组织起来的：生物层次和文化层次。
这幅自然—社会关系的图景明显与卡顿和邓拉普的新生态范式的许多原则相抵触，它强调人类的例外性（例如创造力、发明使用技术的能力等），而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性。它看重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通讯、劳动分工等）的影响而不是生物物理的、环境的制约。最终，它通过宣扬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而低估了自然强加给人类的制约。
帕克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尤其是麦肯齐（McKenzie）和伯吉斯（Burgess）］把他们的人类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对那种创造和强化城市空间安排的过程的分析。他们把城市看作是三类过程的产物：（1）集中和分散；（2）生态专门化；（3）入侵和演替。城市的建筑群被说成是“自然区域”（例如贫民窟、少数族裔社区、雅皮士社区），是与生态过程相一致的自然人群的居住地。城市被描绘成领域性的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针对土地利用的持续的达尔文式竞争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连续流动和再分布。这种情形在“过渡区域”最为明显，这种区域临近中心商业区，它从令人艳羡的居住区演变为一个以低租金房客、越轨活动和边缘商业为特征的急速枯萎区域。
很多早期对于人类生态学的批评并不是因为它在探索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方面的失败，而是因为它不能充分地说明人类价值在居住选择和移动方面的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对于主流人类生态学的社会文化批评短暂地照亮了美国社会学的景园。弗瑞（Firey，1947）使用波士顿（Boston）中心区土地利用的例子展示了符号意义和人类情感在说明城市形态方面，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起码与标准的生态原理同样重要。类似地，乔纳森（Jonassen，1949）把纽约市区挪威移民的居住历史和再分布作为一个证据，指出在价值基础上，种族群体有意识地选择某种特定的居住环境类型，这种价值是该种族群体作为一种文化包袱随身携带的（在挪威移民的居住环境理想中，包括了大海、港口和群山）。乔纳森的研究本来可能成为有关环境认知起源的一系列研究的起始点［例如，可参见林奇（Lynch，1993）关于拉丁美洲的自然建构的文章］，但是他把论战的主攻方向导向了对那个时代代表正统生态学的经济决定论的质疑。
尽管文化生态学自身从没有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它确实迫使更为传统的人类生态学者更加关注社会的组织和文化变量。这在邓肯（O.D.Duncan）1961年提出的POET（人口—组织—环境—技术）模型中是很明显的，该模型被描述成“生态复合体”。在此复合体中：（1）每个要素是与其他三个要素相互关联的；（2）任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对其他三个要素产生影响。在提供洞见以分析生态破坏的复杂性方面，POET模型是个开路先锋，即使它对环境制约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例如，按照邓拉普（1993：722～723）所提出的因果关系，人口（P）的增加可以创造技术（T）变迁的压力以及扩大城市化（O）的需要，由此导致更多污染（E）的产生。尽管邓肯的POET模型（有时使用“人类生态复合体”）仍然植根于正统的人类生态学，但是它“已经接近于环境社会学的萌芽形式”（巴特尔和汉弗莱，2002）。
综上所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生态系统”的观念究竟应当是被直接接受还是仅仅被当作类比。在帕克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中很有可能是后者，他们采用生物生态学的概念语言，因为其带有那个时代的科学的味道（参见第3章）。但是，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则直接采用生态系统的原意。例如，著名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1950：6）就宣称他是在原有的意义上使用生态系统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当作一种类比。他曾写到：社会“像一个大池塘”，它充满着“不可计数的社会生活‘物种’，诸如各种组织、千家万户、各种生意以及各种各样的商品”（195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