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主张

把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环境议题呈现并且让这个议题保留在公共议程上面临着三个艰难的挑战［麦克尼利（McNeely），1992：25］。

首先，与诸如有毒废弃物和海洋石油泄漏之类的环境问题不同，生物多样性损失这个议题很难找到一个对立面，用来催动公众意见使其有所指向。相反，人们发现生物多样性缺失的根源在于基本的经济、人口和政治发展趋势，这其中又包括人们对热带产品的无止境的贪求、失控的人口增长和第三世界国家日渐高涨的负债（麦克尼利等，1990b）。

其次，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第一世界国家居民的生活方式不会造成直接影响，而这些地区集中拥有可以用于解决问题的资源。实际上，除了少数所谓“魅力动物”——如鲸鱼、大猩猩、鸣鹤、秃鹰等——绝大多数受威胁的生物都是包括真菌类、昆虫和细菌等大部分人踩上一脚都不会觉察的物种［普卢默（Plummer），1992：49］。这个问题在系统层面上甚至更为突出，正如诺斯（1990）辛辣地指出的：“你不能把一个‘生物地球化学的圈’整体都抱在怀里吧？”玛祖尔和李说：

“魅力动物”的生存困境靠畅销书和电视纪录片（如国家地理协会的作品）以及少数精通单一动物的专家发言人——包括库斯托（Cousteau）、芭杜（Bardot）、皮特森（Peterson）和古道尔（Goodall）——的新闻节目，变得举世皆知。（1993：701）

最后，采取行动后的集体收益也无法精确地预知。环境保育主义者顶多能推测在日益消失的雨林中的某处，存在着癌症或者艾滋病的解药，不过没人能保证这一点。相比之下，采取行动的成本倒很明显而且显得更沉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内部看来。结果当可见成本似乎高于即刻效益的时候，公众的热情就开始减退了。公众支持可能因为个案的争议而继续倒退，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北方斑点猫头鹰[4]一案。

主张保护生物多样性者在应对这些困难时采取了“丧失修辞法”（伊巴拉和科茨尤斯，1993）。保育生物学家和其他政策论争者所做出的公共陈词，强调我们目前“处于人类文明史上的十字路口”（麦克尼利等，1990b：40），如若不能当机立断，就等于走上一条通向环境灾难或经济清偿的绝路。这里很多的暗喻取自于另一个环境问题——人口过剩——的修辞。我们再一次被描述为迅速接近“增长的极限”，因而冒着超越地球负载能力的危险。莱斯特·布朗，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一个知名环境智囊团——的负责人，用“赛跑”这一修辞主题来描述人口增长的内部惯性以及其伴生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如何把我们迅速逼向灾难边缘的（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