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Emile Durkheim）

在社会学奠基人中，涂尔干恐怕最不可能被看成是环境评论家[2]。这主要反映在他的精心决定，即把社会事实提升到高于“低等级的事实”（就是指心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

对涂尔干来说，一个社会事实是指“任何一种行动方式，无论固定与否，它能够给个人加上一个外在的限制”［2002（1895）：117］。这种限制通常以诸如法律、道德、信条、习俗甚至时尚的形式出现。涂尔干审慎提议，我们可以通过详查一个独特的经历来验证一个社会事实的存在。比如，孩子们常会被强力引导以一些他们通常不会自发形成的方式去看、想和行为。

涂尔干认定社会现象是不能通过个体心理学的棱镜来解释的。社会学方法的一个中心规则就是“一个社会事实的主导成因必须到其先前的社会事实中寻找，而不可能在个体意识中找到”（第125页）。

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对社会事实和集体意识的严格辩护固然奠定了社会学独立自主的基础，但也同时警告了这一新学科的成员们，不要采取那些本质上是简约论的非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说，这样的方法把社会现象简约成生理或心理因素了）。

但是，涂尔干本人却经常在表述他的社会转型理论时使用生物学概念和类比。更不用说，这一理论本身毫无疑问是深受当时19世纪末学术界流行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模型影响的。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Labour in Society）（1893）一书中，他描述了一个现代社会从“机械整合”到“有机整合”的进化过程，“机械整合”是指社会整合是共享文化价值的结果，“有机整合”是指社会纽带是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特别明显的就是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

卡顿（2002：92）曾提议，涂尔干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尝试给出一个解决方案，针对的是一个人口上升和资源稀缺带来的在根本上是生态的危机。随着社会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加大，如果所有人依旧从事农业生产，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职业的细化越来越说明对可耕地的争夺减弱了，尽管由于技术改造耕地更加富产了。

卡顿说道，遗憾的是涂尔干最终被双重拖累了，一是因为他对达尔文狭隘的断章取义，二是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他不能得到如同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态学和有关进化的知识（2002：93）。在前者，他错误地认为达尔文相信增加的物种多样化是一个减轻对稀缺资源之竞争的办法。其实，达尔文曾告诫，共同进化（两个物种同时进化），有时候会增加两者间的相似程度，或会导致一个物种把另一个推向灭绝。简言之，达尔文认为物种细分是一个物种得以在竞争力上超越另一物种的途径，而不是像涂尔干所相信的，是一个减轻争斗和增加相互依赖的过程。再者说，涂尔干是不可能知晓现代生态学的深刻见解的。生态学要到下世纪才会成长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最关键的是，在涂尔干的时代，没有人认识到物种相互依赖是共生性的，却不必然是平衡的。就是说，自然界中有些互动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互助主义），有些则是单方获利但不惠及或损害另一方（共栖），但有些互动对一方有益的同时却对另一方有害，比如捕食者和寄生者（卡顿，2002：93）。后者导致了权力上的差异，而这是人类生态社区研究中有特殊重要性的议题。

这样我们就只剩下一些对“原本可能发生的东西”的简短猜想。援引帕森斯（1978：217）的话，加尔福科斯基（1996：82）大胆假想，涂尔干若在今天，针对社会与物理环境的关系，多半会有不同的著述了，因为今天的生物学理论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