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环境风险的社会建构
据弗洛伊登博格和帕斯特（Pastor）观察的结果，风险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在权力背景下讨论风险建构具有绝对优势。同样地，克拉克和肖特（1993）指出，与基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论点相对照，建构主义论点倾向于聚焦在权力怎样在型塑关于风险的争论中起作用。
这两组作者有这样的共识：权力与风险建构的关系尤其重要。这是因为非常容易透过媒体传播的官方观点，强烈表明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恐惧很明显是非理性的。这就是说，有关公众是非理性的这个主张本身是建构风险议题的一个方式。这里的暗示是，从风险专家共同体（参看上一节）而来的政策方案是对什么是安全的以及什么不是安全的理性、客观的评估。如果这个看法被接受，那么中心工作据说就是教育公众，从而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过分担忧了。核能、除草剂、生物工程有机体等等，并不如他们看上去那样危险。为了抚平公众的恐惧，风险分析者发展了量化的测量，用以比较不同政策选择的内在风险和它们相关的成本与收益［聂尔金（Nelkin），1989：99］。
这不是要暗示人们总是对的，而是说专家知识总是具有脆弱性［温（Wynne），1992］。相反，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看法是：每一方都呈现了有竞争性的架构，但是来自官方风险评估机构的主导理性之所以能被强加于大众的架构，是因为有权力上的差异。由此，温（1992：286）展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英国，一个有关“2，4，5-T”除草剂的公共论争，农业和林业工人的第一手经验知识对于达成一个风险的客观评估有直接的关联。然而科学家断然拒绝承认这一知识的合法性地位，从而玷污和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社会认同。
没有比在风险制造者和仲裁者例行召开的公众信息会议和听证会上，更能清楚地看到上面所说的权力差异的了。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关于是否安装污水置留箱的公共会议上，公共工作部门、地方政客（强烈支持这个项目）和推荐这个项目建设的私人工程公司代表，一起坐在大讲堂里高高的讲台上，他们的周围布满了图表、放大的照片和其他“摆设”。而我们这些居民则被限制只能问一个单一的问题，而且不能继续追问。那些怀疑工程是否合适的人则受到胁迫或呵斥。在引起争论的时候，发言人则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些之前从未提出的统计数据作为证据，没有数天甚至数星期的后续研究工作，我们无从证实或者否定这些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在1984年关于要在加拿大北艾伯特（Alberta）省建设牛皮纸浆漂白厂的系列公共听证会上[6]，理查德森等人（1993）观察到了许多类似的结构要素。艾伯特—太平洋森林产业环境影响评估理事会的成员，也就是主持听证会的人员，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边，面对公众。在他们右边的几张桌子旁边，坐着的是艾伯特—太平洋森林产业（Alpac）的代表——正是他们请求建设漂白厂，还有他们的技术专家和律师。大量Alpac的顾问散布在会场中，发言者被要求通过麦克风发言，这样他们的发言就可以被录音。
凯米恩斯坦（Kaminstein，1988）论证道，在有关有毒垃圾倾倒对健康和安全的影响的会议上呈现的科学信息，采用了一种“遏制修辞法”，目的是限制讨论、避免棘手问题并推进其自身的议程。凯米恩斯坦用了三年时间，观察了美国新泽西州皮特曼市（Pitman）的多次公共会议，这些会议的主旨是要通知当地居民有关清理利帕瑞（Lipari）垃圾填埋区的各种步骤，这是美国最糟糕的垃圾填埋区之一。凯米恩斯坦指出，居民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或被说服，而更多的是被操控或被击败了。美国环保署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专家用以扼杀居民创议的主要工具就是“毒性谈话”（toric talk）——一种抑制讨论并且限制公众关心的谈话。这种遏制修辞有多个要素。
首先，正像在有关前面提到的置留箱的会议上一样，居民被过多的技术信息所轰炸。在一次会议上，美国环保署的官员分发的文件共有44页。与会的人要去快速地连续理解一连串的数据、图表和幻灯片演示。同时，居民想了解的现实情况却一直不被提及，而且他们也得不到有关科学顾问所提供的信息的任何说明和解释。
会议室的布置也和前述那个置留箱的例子极为相似。在会议室的前端是一个长型的大约两英尺高的讲台。科学家就坐在讲台上9张很大的高背椅子上，刻意与听众保持着空间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会议室里还有许多作秀的摆设。例如，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是一辆空气监测车，看上去像休闲露营车。这些手段都是安抚居民的修辞技巧，并加强会议主持人的权力。
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官员和科学家实际所作的演讲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是技术化而非人性化的，由此制造了一种专业的中立印象。恰恰是居民中的活动家，变得愤怒并带有对抗性，使得他们的行为被官员说成是“情绪化”的而置之不理。有关该地区的地质、水文问题，以及未来清理的检测和计划的问题都被提及，但是关于健康风险的问题则避而不谈。官员和科学家在演讲上所用的语言是技术性的、模棱两可而需要深入考虑的。这种交流对话，完全不能使专家和皮特曼市居民之间就他们所面对的风险的性质和量级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沟通。
这种“毒性谈话”的操作方式在策略上非常成功，虽然道义上是不道德的。它使科学专家和政府官员完全主导了讨论，设置了关于风险的议事日程，并且阻碍了公民进一步的参与。大众的意见和风险建构从属于那些社会上有权势的人的偏好。正如凯米恩斯坦（1988：10）提出的，这些排他性的操作方式，让美国环境保护署这样的机构得以完成它们依法必须举办的这类公开会议，与此同时，又让居民感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即将失败的斗争，而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发出他们的声音而已。
这并不是说在所有这类的会议上，公众都不能试图发表自己的主张。例如，在前述艾伯特的案例中，一些与会的公众试图与管理者就评估的范围、地点以及合法性的定义争夺控制权。他们还试图推翻主张开发者强加于人的主导话语（理查德森等，1993：47）。但是，听证会的程序限制通常让有效的公民参与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当程序的设置有意地阻止公众论争并强化政府机构权力的时候。
政府机构的风险分析家和管理者也在更宽的范围内施展权力。从结构上来看，他们控制风险的官方议程，作为守门人也有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决定什么议题允许或不允许被公开讨论。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沉浸在里根政府的“去除政府管治”的气氛（被美国环境保护署高级管理层所推崇）里，国会毁灭性地大幅度削减噪声消除与控制办公室（ONAC）的预算，因此也殃及了许多州和地方的噪声控制计划［夏皮罗（Shapiro），1993］。尽管噪声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的风险在继续，但这个议题却因缺乏政府行为而停滞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风险自己没有减弱（在噪声污染的例子中，风险事实上增加了），但是风险管理当局却能够在行动议程上操控它的发展。
弗洛伊登博格和帕斯特（1992：403）提出，对技术风险的社会建构理论，如果也关注其他社会学家以前已经发现的与权力相关的变量，将会很有建树。性别在这里就是一个突出的变量。那些运用遏制修辞法的科学专家和官僚一般都是男性居多，然而地方公民团体则不成比例地大多数由女性组成。她们一般都缺乏公共生活中的权力和权威。相似地，少数民族和种族成员经常性地被风险管理当局置之不理和质疑，而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推动了环境正义活动的欣欣向荣。权力、不平等和风险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反映在那些因为经济、地理位置或社会隔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社区里（布洛尔斯等，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