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要论争：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正如弗洛伊登博格（2000：103）已经提到的：“与任何其他学科相比，在环境社会学中，社会建构主义既找到了更为肥沃的土壤，又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评。”有些分析者把社会建构主义置于环境理论的核心位置，给予其首要的范式性地位。洛基（2004：29）指出，环境是经由社会建构的观念，“可能是环境社会学中最为根本性的概念”。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被“夸大”了，它并不是成熟的、内在一致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最多只应在更为适当的意义上被看作“一套概念以及方法论上的协定”（巴特尔等，2002：25）。
来自其他学科的批评甚至更不假辞色，把社会建构主义者描绘成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反派人物达斯·瓦达（Darth Vader）一样，认为他们滥用社会学的理解力，漠视环境危机的“现实性”。例如，著名自然保护生物学者索里（M.Soulé）就谴责社会建构主义是一种学术“时髦”，他们花言巧语地“证明为了经济发展而让荒野进一步退化的正当性”，他们的相对主义立场“可以被看作与推土机和链锯一样，对自然具有同样的破坏性”［索里和利斯（Lease），1995：ⅩⅤ，引自史密斯，1999：362］。与之同流，环境伦理学者克里斯特（E.Crist，2004：16）认为对自然的建构主义分析处在一个“乏味的不可知论与模糊的元话语的自慰区”中，他们在“这样一个世界正强烈召唤我们去改变它的时刻，却只是愚蠢地尽力去阐释世界”。
“建构主义者—真实主义者”论争在经历了十年狂热之后，最近已经开始平静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同样认识到这些有时是非常尖锐的交流已经变成简单重复而毫无建树。尽管如此，还是值得花些时间来回顾一下为什么社会建构主义首先作为处理环境事务的一种方式出现？它采取的什么形式？为什么它引起了如此多的批评热潮？它怎么可能继续做出有用的贡献？
社会建构主义者常常因为涉嫌否认地球处于从核电站泄漏到全球变暖等众多环境灾难的围困之中而被戴上枷锁示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误解。温（2002：472）指出，把建构主义阐释理解为否定环境风险的存在或者说建构主义者认为自然现实在产生关于这些风险的知识方面并不发挥任何可识别的作用，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简化论”。建构主义者实际上说的是，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特定的环境状况被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正如汤普逊（M.Thompson，1991）已经提到的，环境论争所反映的不只是某种确定性的缺乏，实际上也反映了“矛盾的确定性”：我们现在有若干有分歧的和彼此不可调和的关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可用的解决手段的判断。
顺理成章地，这种多样化的、相互矛盾的不确定性论争激怒了建构主义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这种论争是对一些人的隐性支持，这些人为了一己之经济的或政治的私利宁愿否认环境问题的存在。例如，威廉姆斯（J.Williams，1998：486）就引用了美国西部燃料协会——一个美国工业交易组织——复制和散发一些文章的例子，这些文章表达了对于一些具体的与全球变暖相关的科学问题的怀疑，威廉姆斯借此表明强大的社会利益团体会利用关于科学不确定性的建构主义表述所提供的任何弱点。与建构主义相对的是，一种更具有“反思性真实主义”色彩的观点断言：“环境的物理破坏可以在经验上测量和进行科学监测，以此避免某种天真的建构主义的极端形式”［皮丘（Picou）和吉尔（Gill），2000：145］。
此外，批评者也指控建构主义者所采用的冲突的不确定性方法为少数“流氓”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对抗大多数“负责任”的科学家的条件。例如，有人肯定地说，主要由于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地球正在不断升温这样一种全球气候变迁，目前科学界对此有着广泛的共识［参见奥雷斯克思（Oreskes），2004］。有人指出，少数科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深深地陷进各种公司、国家官员和反气候变迁利益团体的“口袋”中，这些人都不想作出诸如“京都议定书”之类国际协议所要求的花费昂贵的政策改变（巴特尔等，2002：23）。的确，对于“京都议定书”的反对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按照他们所说的让公众相信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科学界并不存在一致的意见。有人指出，正是在这里，建构主义者通过鼓励一些人的“虚构”天真地出卖了环境事业。
作为回应，建构主义者争辩道，完全基于某个科学人头统计[4]就给予绝对的确定性，这显然是危险的。毕竟，科学共识也曾确信无疑地球是平的，还认为疾病的主要根源是“蒸汽”。就全球变暖而言，论争绝没有结束。德国海岸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布雷（D.Bray）和H·冯·斯托克（H.von Storch，2005）开展过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接受他们调查的500位国际气候研究者中，有多达四分之一的人还没有完全信服人类活动应对最近的全球气温上升负责。
事实上，健康与环境威胁并不总是循着单一方向的路径。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最新例子是所谓“肥胖症杀手”危机。2004年3月9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杂志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报告“肥胖症”已经在2000年导致40万人死亡，比10年前上升了33个百分点，紧接着，不良的饮食习惯被证明是一种主要的可预防的杀手。一年后，这项研究的作者——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又修正了这些数据，将因肥胖症致死的人缩小到26000名，同时揭示86000名轻度超重的美国人实际上比那些正常体重的人要活得更长［亨宁格（Henninger），2005］。到2005年，钟摆又开始回摆，《科学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肥胖症：一种消退的流行病？”的文章（吉布斯，2005）。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担心令人惊心的肥胖症比率，特别是孩子中的肥胖症。同样，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松对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地冰盖融化之可能性的关心。但是，它确实意味着把一个可讨论的话题变成一场显见的危机，这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当有关证据可以作多重阐释的时候。
正如我在第1章已经指出的，环境社会学家的第一代或多或少不加批评地承认某种环境危机的存在，这种危机是由没有抑制的人口增长、过度生产以及采用危险的新技术所引起的。特别是，邓拉普和卡顿的新生态范式（NEP）“提供了现代环境社会学的模板”（巴特尔，2000：19），它基本上是激进生态学者之生态中心主义的再版，即认为自然必须置于“道德关心、政治以及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萨顿，2004：78）。巴特尔等人（2002：22）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前，促使生态科学及其洞见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学界的注意，是北美环境社会学界相当多的人的使命所在”。那个时代的环境社会学受环境真实主义的支配，这种真实主义推动力源自“‘拯救地球’的冲动，指向持续的环境破坏和未来全球性的大灾难”（里德斯科格，2001：120）。在此背景下，建构主义被贴上了“捣乱者”的标签。
尽管并不否认关注过度污染、能源短缺以及失控技术的正当性，但是，社会建构主义者还是坚持认为摆在环境社会学者面前的中心任务并不是为这些问题提供证明，而是要揭示它们是某种动态的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等社会过程的产物。正如耶利（Yearley，1992：186）所注意到的，揭示出环境问题是经由社会建构的，并不是要破坏和拆穿关于环境问题的宣称，因为“任何社会问题的主张无论成立与否都需要进行建构”。顺着类似的方向，德赖塞克指出：
仅仅因为某种事情是经由社会阐释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真实的。污染确实导致疾病，物种确实在灭绝，生态系统不能承受无限期的压力，赤道雨林正在消失。但是人们对于这些现象，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作出非常不同的理解，以为政治辩论提供原料。（2005：12）
简而言之，社会建构主义并不否认自然的重大力量。但是，它认为自然作用的力度和方式是受人类建构影响的。
此外，建构主义认为，由社会行动者所给出的环境问题主张的优先顺序，并不总是与实际需要相一致，实际上它反映了议程设定的政治性。有鉴于此，耶利指出：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最为引起公众关注的话题并非是其真实性得到很好证明的话题，或者是现实影响最大的话题。实际上，它只是相关行动者在把此话题推向公众意识之中运作最有效的话题。（2002b：276）
建构主义的批评者反对上述观点。他们质问，如果所有事情最终都只不过是经社会建构的，那么怎样才有可能确定实际的需要呢？的确，这就似乎要求社会学研究者放弃任何严肃的对不可知论立场的坚持，而直接跳进锅里去识别哪些主张具有说服力，哪些则没有。
进一步说，人们如何在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中做出裁定呢？
布鲁（Brulle，1998：138～139）认为，不能做出这种裁定意味着“社会建构主义方法本质上是对一些论点之合法性的破坏，而这些论点认为环境问题是真实的和正当的，并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其解决之道”。威廉姆斯（1998）对此表示同意并批评建构主义立场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导致了某种相对化视角，由此视角看来，没有任何关于现实的主张是优先于其他主张的”（478页）。他明确建议研究者们应当在关于环境问题的各种竞争性建构之中作出选择，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将是非常深远的。
慢来！建构主义者反诘道。这种类型的干预内在地冒有风险，因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几乎没有受过正式的环境科学训练，因此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资格评估各种环境主张的真实性或力度，特别是那些涉及全球范围的主张（巴特尔和泰勒，1992；1994）。
此外，社会建构主义者也被认为涉嫌“本体论操弄”［伍尔格（Woolgar）和波鲁奇（Pawluch），1985］。这里说的是建构主义作者们一直武断地确定某些有问题的状况或者行为是值得研究的，与此同时又将关于这些状况或行为的定义和主张相对化。通常，某种状况会被（建构主义者）看成是客观真实且不因时间而变化的，但是有关这种状况是否成问题的社会评估却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伍尔格和波鲁奇指出这是内在不一致的，因为这意味着一方面承认有经（科学）研究者所确认的一系列确定的环境状况，另一方面又认为环境主义者和其他提出主张者所提出的一系列环境状况是不确定的、相对而言的。
通过机智地改动一个谚语，金德（Kinder，2000：343）指责汉尼根（Hannigan，1995）“有其认识论蛋糕并吃着它”[5]。借此他指的是我和其他社会建构主义者在自我陈述上是不一致的，宣称“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是某种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的动态社会过程的最后产物”（汉尼根，1995：24），即使他们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些真实的和非常令人不安的全球环境威胁。
社会建构主义者对这些指责作出了多种回应。
首先，他们坚持认为任何主张都可以在实证证据的基础上加以评估，例如统计数据或民意调查，即使这些东西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贝斯特（Best），1989：247］。特别是，在解释某种主张的出现和评估其有效性时，应当鼓励研究者去考虑该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拉夫特（Rafter），1992］。不可知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自动地赋予所有主张同等重要性。例如，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怀疑雷教派（Raelians）——一个飞碟邪教——所提出的广为人知的宣称，据说他们已经在实验室里成功克隆出了几个人。另一方面，来自著名公共卫生官员的关于下一个冬天在可能的全球流感大暴发期间将有千百万城市居民染病的警告或许带有更大的权威性，即使它不是完全确定的。
在争辩环境社会学需要一个社会建构主义框架时，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者已经提出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关键优势。
首先，与其他的理论视角相比，社会建构主义据说是更为吻合社会学理论化的现有规范的。因此，格雷德（Greider）和贾科维奇（Garkovitch）（1994）指出，环境社会学者的作用不应是寻求某种难以捉摸的新模型，试图在生态系统崩溃与社会变量之间建立某种因果关系（参见卡顿，1994）。环境社会学者应当回到古典社会学关于理解和权力的问题上来。在此背景下，环境中的生物物理变迁仅仅是在受其影响的有关群体开始通过某种自我再定义来认识这些变迁时才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涉及美国西北部针对斑点猫头鹰而发生的政治冲突时，对于社会学者而言，关键问题不是这种猫头鹰的数量，而是不同社会行动者或主张提出者之间力量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对于此种情境之定义的形成，这里，不同的社会行动者或声称提出者包括了伐木者、农村企业、国际伐木公司以及环境主义者。依此类推，霍夫曼（Hoffmann，2004）关于导致濒危物种数量扩大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跨国研究，就代表了建构主义者不易接受的研究类型。
格雷德和贾科维奇将全球环境变迁的观念概念化为某种类型的“全景图”，他们坚持认为通过研究这一全景图是经由运用符号创造并引起争论的，这样研究者们就“既包容，又参与”（肖夫，1994）。这样做，他们就是在为推进社会学中一个很有建树的思想流派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有助于发挥社会学在环境话题之论争中的作用。
其次，建构主义通过探究谁认为环境问题存在以及谁反对主张这样的重要问题，从而允许我们把环境话题置于相关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考虑，由此为环境决策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萨顿，2004：57）。这是一个或多或少被其他理论视角所忽视的或者被轻描淡写的任务。就此而言，社会建构主义以两种方式做出了突出贡献（戴维森和弗里克，2004：477～479）：（1）强调指出特定话语（例如“可持续发展”）演变为话语霸权并由此抑制争论的能力；（2）揭示产业和国家行动者是如何发展其“修辞策略”——特别是在论战期间——以说服公众环境问题正在得到适当处置的，即使实际上真实情况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