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环境问题的建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科学不能够通过明白无误的安全性证据给出绝对的证明，由此开启了创造和争论环境问题的大门。相反，科学家的角色被降低为仅能提供一些概率的估算，而这些估算又常常相差很大。这个确定性方面的不足使得科学内外的主张提出者，都可以宣称情况的严重性，风险已经高至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的程度了。
更进一步，主流科学和绿色活动家在什么时候人类介入保护自然是必要的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这种观点上的不同在90年代发生在英国科学期刊《新科学家》上的一场争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温（Brain Wynne）和迈耶（Sue Mayer）争论道，是否应该对环境风险采取官方行动的决定应该由一个预防原则来管理。也就是说如果有理由怀疑一个具体的物质或行动危害到了环境，那么即使证据不是非常确凿，也应该采取行动。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如果等若干年后，科学最终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去回应，可能为时已晚。他们认为，“科学和政策之间没有清晰界限”（温和迈耶，1993：33）。
预防原则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欧洲。英国社会学家伯吉斯（Adam Burgess，2003：105）尽管认为这个概念有问题，也还是承认这一原则“构成了许多本国和国际政策的基础”，并且其以一个更为严格的形式，“体现了对科学实验方法的一个正面挑战，这一实验方法不仅仅是科学的根本核心，更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核心”。克里斯托弗鲁（Theofanis Christoforou，2003：205～206），欧洲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在欧盟观察发现，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不低于“法定的条约原则”。他说，如果能够适当地运用，它“可以有效地保证健康和环境保护举措的社会价值和民主政策得以实施”。
米尔恩（Alex Milne）提出了反对的立场。他是一个化学顾问，花费了34年的时间在油漆行业工作。米尔恩反对预防原则这一“绿色科学”的中心原则，认为预防原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更进一步，他论证道，预防原则比《爱丽丝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里面所提到的法律原则更不合逻辑。在《爱丽丝奇境记》里，他们用“先判决后裁定”的方式；而预防原则所用的方式是“先裁定后审问，并且连证据都不需要”（1993：37）。最后，他这样认为：预防原则与科学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完全的政治和管理问题。
大量的不同意见围绕着科学该怎么做而产生。在传统的科学中，解析原则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研究者把问题分解成小部分，然后分开考虑每一部分的内容，同时尽量控制各种变化。如果你打算了解有毒化学物质对鱼类的繁殖方式的影响，你要把鱼类拿出来放入实验的环境里，然后逐步改变化学物质的剂量，同时记录鱼类的生殖情况。非常不同的是，绿色科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因为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着联系，以实验方式分拆一个生态网络根本就没有意义。例如，免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与从基因到环境污染再到社会心理压力这些诸多因素都存在着联系。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可能是非直接的或多重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以解析原则为基础的“好科学”无法看到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温和迈耶，1993：34）。
在政策方面，“好科学”通过同化理论的方式显示自己。这种同化理论标榜用科学的形式来定义生态系统无害地吸纳（同化）污染的能力，然后在“经证明”的安全限制内发放工业废物排放的许可。环境主义者认为，这种方式忽略了污染中的化学物质间发生反应的可能性。这样使得同化理论无法预计污染的潜在影响。
正如索尔特（1998）所观察的，在不同背景下，研究证据的评估应用相当不同的标准。传统科学有内在的解决含混不清问题的特质；事实上，大多数的学术期刊文章都是以“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为结尾的。然而，当科学家出现在条例听证会或法庭上时，这种举证的责任就变得更加严格了。这里，像“有理由的怀疑”这种法律概念是明显的，也正是那些时常有条件表达他们研究结果的科学家所厌恶的。就这一点而言，耶利（1992：142）指出，科学的专业能力依靠判断力、技巧和科学的非正式方面，而这些可以在法律或法规听证会中被强调出来，让科学证据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当环保团体用道德话语在特定的氛围里进行表述，而这个氛围又是以传统的科学、法律和法规话语为主导的时候，上述的趋势会更加明显。预防原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看到一个环境原则与社会控制机构相比是处在确定性的不同层面上。[1]
一个关键性困境就是，一方面以良好的科学证据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的解释性主张，总归要比那些只以意见为支持的主张要来得强有力；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构成了良好的科学证据，环境主义者、科学家、规章执行方和立法机关之间有着根本性分歧。
布洛尔斯（1993）经过观察指出，把科学证据作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础是存在问题的，这些问题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已经在讨论的因果关系问题，这使污染活动所带来的外部性影响的责任确定存在困难。第二，预测影响的问题。例如，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发生、扩散范围以及时间和影响的不确定。第三，对当下行动和后代将承受的风险的不确定将导致政策瘫痪，或低估当前行动的未来风险的趋势。有些时候，事实上一个未来受关注的情形——不断攀升的国家负债——将不鼓励此刻敢于冒险的改善或预防步骤。第四，环境数据的经常性缺乏或不齐全不但令提供科学判断变得困难，还为既得利益者的操弄打开了大门。这些人认为环保主义者夸大了危险。第五，环境科学的脆弱解释很容易在政治的浅滩中搁浅，政治在乎的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当一个人在处理一些宽泛的空想性的论点，例如盖亚假设，而不是更窄的经验连接时，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