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环境话语

近年来，在分析环境文本、意象和观念的产生、接受与策略性运用时，话语分析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有影响的方法。尽管被认为与社会建构主义极为相似，但不管怎样，它已经被社会建构主义之外的其他环境理论和研究“学派”的信奉者，特别是批判理论家、政治生态主义者和国际政策分析家广泛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哈杰（1995：264）认为，所谓话语，就是“一套特殊的观念、概念和分类方式，这套观念、概念和分类方式在一系列实践中得以产生、复制和改造，并通过实践将意义赋予物质的和社会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得更简洁一点，话语就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故事线”，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进行阐释，并且越来越深地嵌入各种社会制度、议程和知识观点之中。这些“故事线”有一个三合一的使命：一是创造某种意义，并赋予行动以合理性；二是对行动进行动员；三是界定替代选择［盖尔希奇（Gelcich）等，2005：379］。

话语是语言创制过程中最概括性的范畴，包含着许多其他技巧和手段，包括叙述（写作和讲故事）和修辞（见第5章）。一些修辞论者坚持认为，唯有通过我们已经发展出来用以谈论自然世界的论述性语言，我们才能认知自然和环境。这种观点让那些批判的真实主义者十分恼火。不过，温和一些的观点认为，出现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所谓环境实际上是某种关于自然的话语的产物。这个话语是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政府机构、R.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畅销书、环境活动家所散布的各种信息建立起来的［赫恩德（Herndl）和布朗（Brown），1996：3］。

话语分析家也因为夸大话语在与环境有关的政治和决策中的重要性而受到批评。比如，哈杰（1995：6）认为，利益首先是通过话语形成的，从而把其他制度实践和制度本身排除在利益形成过程之外。他认为，话语政治并不只是“用语言表现权力资源，而同时涉及怎样利用故事线、姿态和选择性地运用综合话语系统去创造实实在在的行动结构和领域”（275页）。里德斯科格（2001）对哈杰的这个观点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话语绝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决定因素。他指出，话语维度“只是众多社会学分析维度中的一种”，因此，话语分析尽管有用，但认为它有效地构成了“环境社会学的一种普适性方法”是有问题的（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