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环境社会学的诞生：1970—2005

面对环境社会学的诞生：1970—2005

在学术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新的学科是有多种原因的。有时这反映了最前沿的研究方法上或理论上的突破所带来的新课题的涌现。例如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细胞生物学诞生的催化剂。而其他时候，一个新的专业代表了两个现有的专业的合成。最后，一个新的学科也可以诞生于要求社会改革和变化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与政治上的发酵。这很可能是对环境社会学的最好描述。

我们已经看到，三个公认的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都研究过自然与社会的某个方面，但都不是他们著述中具有真正决定意义的部分。如果要想在北美洲找到对环境的研究兴趣，那只有在农村社会学里，这里有大量的对自然资源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有两种形式：对依赖自然资源的社区的研究，对新近出现的将自然保护区用作娱乐目的之行为的研究［汉弗莱（Humphrey）等2003：11］。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学术上的贡献都一直被忽视或完全忘却了［弗洛伊登博格和格雷姆林（Gramling），1989：44］。

现在一个基本共识是第一次明确使用“环境社会学”这个名称的是克劳斯纳（Samuel Klausner），可参见他1971年出版的《论环境中的人》（On Man in His Environment）一书（4页）。邓拉普（2002b：11～12）回忆他在该书出版几年后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当时这个词才刚刚开始被使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克劳斯纳，一位社会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针对压力下的人类行为的研究。1967年他从一个智库——未来资源——获得了一个小课题（7000美元），用以研究“环境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层面”。三年以后，他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编辑了一期名为“社会及其物理环境”的特刊。

就在此时，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兴趣被重新点燃了，而其主要原因是环境主义与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增高的知名度。这一过程的重要催化剂是十年前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这是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的一本关于农业杀虫剂的生态危害的畅销书。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中世界末日预测招来了广泛注意，加上美国当时的“生态危机”[3]，进一步加深了学术界对环境的关注。另外，《增长的极限》也拓宽了社会学中环境关注的视野，增加了与资源稀缺和能源相关的议题。有一个社会学家尤其受此影响，他就是卡顿。他自1972年由新西兰回到华盛顿大学[4]后，扩展了他的研究兴趣，从对国家公园和荒野旅行者的关注扩大到对人口过剩和化石燃料枯竭的更加理论性的思考。他的研究汇集成了一本1980年出版的深具影响的书《过度成长——革命性社会变迁之生态基础》。（Overshoot：The Ecological Basis of Revolutionary Social Change）

在回忆那个时期时，环境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邓拉普确认了这样一个两阶段的发展过程。首先，研究者们惊讶于对环境议题的强烈关注，开始把社会学中有关民意、社会运动和正规社会组织的传统理论运用来研究环境活动家的社会特征以及环境团体所采取的策略和战略。尔后渐渐地，研究兴趣转移到环境社会学的建立上了，认为它可能有足够的独特性而拥有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域（邓拉普，2002a：329）。这里的关注点在于现代工业社会与其所栖息的物理环境之间的根本关系（邓拉普和卡顿，1979）。

为了强调这一点，一些关键人物不辞劳苦，严格区分一个真正的以专注研究环境—社会互动为中心的“环境社会学”，和一个没有这一中心的“环境议题的社会学”（邓拉普和卡顿，1979；卡顿和邓拉普，1978）。但是，这一区隔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渐渐模糊了。如今环境社会学基本上简单地指称所有“那些自我标榜的环境社会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邓拉普，2002a：346）。

在欧洲，受“绿党”这一政治力量崛起的影响，绝大部分早期的环境社会学著作都围绕环境主义和环境运动（邓拉普和卡顿，1979；卡顿和邓拉普，1978）。一个例外是在荷兰，早期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活动主要围绕农业和危机评估。在英国，对环境的兴趣通常具有明显的理论性，在社会—环境关系与古典社会学的社会阶级和工业主义理论之间权衡孰轻孰重。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针对环境议题的实证研究在英国开始涌现，其部分原因是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ESRC）设立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讨会、研究团体活动和座谈会。

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分别建立了环境社会学。最早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之一饭岛申子（Nobuko Iijima）的硕士论文专攻水俣病（minimata）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在1992年，她协助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JAES）并担任了第一任主席［长古川（Hasegawa），2002］。到1999年，JAES拥有了超过450名成员，并拥有了自己的刊物《环境社会学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光田（Mitsuda）和费希尔（Fisher），2000］。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有了环境社会学课程。1993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于1995年成立了环境社会学研究团体。这一团体于2000年6月成长为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李和帕克（Park），2002］。2001年10月，在京都环境社会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亚太环境连线，主旨在解决亚太地区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光田，2002）。

历经30年后，环境社会学的现状既令人鼓舞，又让人失望。

邓拉普和其合著者［迈克尔森（William Michelson）和斯托克（Glen Stalker）］在他们的《环境社会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的介绍章节里，指出了物理环境之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一观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现在至少存在着九种相互竞争的范式：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建构理论，批判真实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环境正义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生态学。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学的理论集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免疫力，由此没有滑入过度多元化或理论离散的危险，而是一直保持着令人惊讶的连续性。确实，如今绝大多数环境社会学者感兴趣的经验课题正是那些在过去也同样引起很大注意的问题：

环境社会运动的实质；政体、政治和环境政策的形成；环境态度、认知和价值观；消费与生产机构的关系；社会与环境间的交互反馈作用；社会与环境变迁中技术的角色；以及就“环境层次”和社会机制而言“全球”这一定语的重要性。（巴特尔等，2002）

一个新兴专业领域在学术殿堂里站稳脚跟的标志是在专业学术协会里建立起单独的分支和研究委员会。最早的这类分支机构之一就是1976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学联合会（ASA）环境与技术分部。四分之一世纪后，这个分支拥有了409名付费成员，在ASA的43个已有和形成中的分支里排名第23［刘易斯（Lewis）和汉弗莱，2005：154］。

在北美以外，最活跃的环境理论和研究组织之一是国际社会学联合会（ISA）中的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RC 24）。这是1992年RC 24与原ISA社会生态学研究委员会合并的结果。RC 24的历任主席包括邓拉普、巴特尔和摩尔（Arthur Mol）。这个委员会的主旨就是在四年一次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以及大会之间的年份里资助学术研讨会和其他论坛活动。类似的研讨会在荷兰、巴西、日本和美国都召开过。有不少研讨会都结集出书阐述环境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发展［邓拉普等，2002；斯帕尔戈林（Spaargaren）等，2000］。

过去十年里分别出版了两本环境社会学“手册”。其中，《国际环境社会学手册》（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1997）由雷德克利夫（Michel Redclift）作为资深编辑，他是一位英国农村文化社会学及国际发展研究方面的受人尊敬的学者。此书大体上“左”倾。而《环境社会学手册》（2002）更多的是北美导向的。此书反映了邓拉普和迈克尔森两位编者有分歧的研究兴趣，强调区分“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其章节作者也同时来自这两个阵营。正如巴特尔（2002：48）所说的，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有关整个学科的简编和百科全书条目，包括他自己在《布莱克维尔社会学指南》（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中的文章［巴特尔和吉斯韦伊特（Gijswijt）2001］、邓拉普和罗莎（Rosa）（2000）在《社会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中的一篇，以及在《国际社会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中梅蒂格（Mertig）和邓拉普（2003）的一篇和施耐伯格（Schnaiberg，2003）的一篇。环境社会学在《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里一直有很好的表现，自1979年以来已经三次发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章节［邓拉普和卡顿，1979；巴特尔，1987；古德曼（Goldman）和舒尔曼（Schurman），2000］。

有证据显示环境社会学的出版和教学已在进入主流社会学当中，虽然它还远不如其他建立已久的越轨、分层和人口这样的专业那么有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研究里，科罗格曼（Krogman）和达灵顿（Darlington）调查了1969—1994年各个主流的有同行评测的社会学期刊。他们的资料显示环境社会学文章在后期数年里有显著增长（1990—1994年的发表总数为75篇，相比1985—1989年的36篇增加了39篇）。十年后，刘易斯和汉弗莱报告了对24本在美国广为采用的社会学入门课本所作的内容分析。平均来说，每本引用了4篇有影响的环境社会学家的著作。不过这一好消息被他们的另一个发现抵消了，这就是这些课本忽略了一些这个领域里最核心而独特的概念，同时环境问题也大多在总体上被看成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分类而已。

虽然常被忽视，非专业圈内的环境社会学者们在超大项目研究计划制定和实施上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都在不断增长。他们大多供职于政府机关、大型工程建筑公司、顾问公司、建筑设计院以及地方和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佩因（Payne）和克鲁伊特（Cluett），2002：526］。

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如此大量的学术活动呢？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卡顿和邓拉普启动了他们的十字军东征，企图使社会学者转而支持他们的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5]，其原意是要开辟社会学理论里已经成形的领域划分。这一新范式就好比是学术界的绿色思维，倡导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就是不那么总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多一些生态中心主义（人类只是栖息于地球上的多种物种中的一个）。巴特尔（1987：466）把他们的工作努力描绘成是培植一套“高尚的目标”，这里环境社会学者“寻求绝不亚于整个社会学的转向之目标，为使其具有更加整体论的视角从而可以在生物圈的大背景里进行社会进程的概念化”。

卡顿和邓拉普现在承认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败，但是也声称他们从未完全相信他们真的可以推动如此规模的学科转向（邓拉普和卡顿，1992/3：272）。近年来，邓拉普（2002b：21）就他本人在推动这一课题中的预期与他的合作者卡顿的预期作了区分。虽然卡顿“可能把NEP看成是指向发展一个人类社会的真正生态学意义上的理论”，但是他（邓拉普）自己的野心要小一些：让社会学者们对环境问题整体上的重要性敏感起来，从而推动他们认识到我们生态系统的依赖性。

巴特尔、卡顿和邓拉普都注意到环境社会学领域在里根总统时代的退缩。不过当巴特尔不无悲观地认为环境社会学正在变成仅仅是“又一个社会学专业方向”时，卡顿和邓拉普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环境议题的关注的再生，特别是那些带有全球色彩的议题，已经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又一次激起了对环境社会学的兴趣。

在美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名声不断上扬的环境正义范式（EJP）为环境社会学创造了新的成长机会。在不小的程度上，这是在响应环境正义运动（EJM）本身的崛起。正如EJM从劳工、民权和社会正义运动中汲取框架而成长，并进而将各运动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境正义的整体形象［泰勒（Taylor），2000：562］一样，EJP在美国社会学界通过链接种族与民族不平等、城市贫困、工作健康和工人安全与健康等领域的研究，已经确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而标志着EJP成名的是，在200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年度学术会议上专门设立了一个关于爱河运河（Love Canal）环境事件的全会员会场。列席且受邀发言的有吉布斯（Lois Gibbs）这位爱河运河环境事件中有标志意义的环境女英雄。

然而能够真正把环境社会学带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学主流理论争论中去的开创性工作还是太少了。

这样的理论杰作之一是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第2章对此有详细的评述）。贝克，一位制度社会学家，更多的是从宏观社会学角度，而不是从环境社会学某一专门的范式角度，来研究环境风险的［拉什（Lash）和温（Wynne），1992：8］。但是，贝克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在环境社会学圈内和圈外都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希金斯（Higgins）和纳塔利（Natalier）（2004：80）把《风险社会》描述为“开创性”工作并且“已经成为社会学里卓越的著作之一；它那总览全局的视界和对环境危机充满激情的评论已在公众和社会学者群体中引起了共鸣”。当然，贝克的“反思现代化”概念也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赞同，这对贝克的理论有推动作用，因为吉登斯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英国最著名而且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家。

相反，卡顿和邓拉普的HEP（人类豁免范式）/NEP（新生态范式）划分，虽然至今仍是环境社会学领域里最广为传播的分类法（和方法论），但却没能够在这个专业之外的社会学以及在环境心理学、环境政治学和环境教育学等兄弟学科里产生振荡。虽然邓拉普联合盖洛普调查机构把HEP/NEP量表引向了国际，但它并没有对任何近年来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争论（特别是在北美以外）产生重要影响。

巴特尔（2002：49～50）确认有一个社会学“重大见解”是环境社会学家贡献的，即施耐伯格（1980）的“生产永动机”理论，还有另外两个看起来有希望的环境社会学概念：“代谢断裂”（福斯特，1999）和“生态现代化”（摩尔，1997）。但是他承认这些没能在环境社会学之外拥有真正的重要地位。

最终，我看也许有意义的是接受肖夫（Elizabeth Shove，1994）的观点，即社会学者可以通过结合和参与而对环境论争做出积极的贡献。前者是建议环境研究的小圈子能够丰富主流社会学理论，尽管现在还没有能力在整体上转变这个学科的方向。后者是认识到把社会学想象力运用到关于当代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中将大有收获，比如通过利用政治经济学模型或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可惜的是，这样做的社会学者在太多时候最终变成了“次等劳工”，被仅仅看作是由自然科学家和环境政策制定者主演的戏目中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