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新闻的生产
在很大程度上，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常常被相同的支配新闻工作生产的限制性条件所限制和型塑。如本章前文所述，我们讨论了其中最重要的几项：限制性生产周期、故事长度以及有限来源。克拉克（1992）将这些生产限制条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短期筹划与技术的限制，二是嵌入新闻过程本身的长期职业限制。
短期的时间压力意味着环境议题和问题常常被记者架构成事件。就如邓伍迪（Dunwoody）和格里芬（Griffin）所指出的那样，事件导向以两种方式限定了新闻的构架：其一是，它允许新闻来源控制故事构架的建立；另一个就是，它使记者们免于注意更大的环境全景。环境事件的三种主要类型被确认：里程碑（地球日、里约热内卢高峰会议）、大灾难（石油泄漏、核事故、毒性火灾）以及法律或行政事件（国会听证、庭讯、环境白皮书的发布）。
里程碑事件中名人与象征意义的双重诱惑，可以显见于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那些与会人士不仅包括一百多位国家元首，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以及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而且还包括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大约12000名代表。在来自政治和娱乐界的名人中，有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吉瑞·布朗、演员哲拉米·艾恩斯和简·方达，以及美国媒体巨子泰德·特纳。甚至在正式的峰会开始之前，北方的富裕国家与南方的贫穷国家就议题的范围展开了根本性的争论。最终，峰会伴生了一系列《时代》杂志称之为“喧宾夺主”的事件［多夫曼（Dorfman），1992］，包括一场梦幻芭蕾——《亚马孙的森林》（forest of the Amazon）、一场原住居民的集会以及一场“地球生命”音乐会。里约热内卢巨大的“生命之树”使得这一场合的象征意义凸显。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在树上纷纷挂起了树叶明信片。
13年后，在苏格兰格林尼格斯举行的2005年G 8峰会，多多少少被摇滚明星鲍勃·盖多夫以及博诺所利用，转变成一个良好的传播机会以宣传他们根除非洲负债、终结全球贫困的运动。这只是一个开场，随后有10场“Live 8”音乐会在四个大陆上演并被世界范围内多达20亿的观众所收看。在峰会上，盖多夫和博诺被赋予了准外交官的身份，甚至当普通类别的示威者包括环境主义者都被阻挡在外时，他们却能与世界领导人一对一地会面。在媒体的兴趣显著地转移到伦敦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前，非洲的贫困已经获得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前所未有的媒体聚光。
大灾难是环境新闻报道的生计食粮。他们频繁地涉及伤害、人员伤亡或是诸如此类的可能性。有时是一些需要巨大勇气和自我牺牲的行动。具有人情味的故事非常丰富。例如，固执傲慢的私房房主坐在房顶上，拒绝撤离，尽管洪水漫涨。再比如一个婴儿在毁灭性地震的三天后在附近的碎石瓦片中被发现还活着。
根据威尔金斯（Wilkins）和佩特森（Patterson）所言（1990：19），这种以事件为中心的报道不只限于诸如龙卷风、飓风以及暴风雪等迅速开始的灾难，而且也包括慢速启动的环境风险，如臭氧枯竭、酸雨。为了将后面的慢性现象纳入新闻日程，记者们不得不把他们描述为一个事件的新近结果，而非不可避免的一系列政治及社会决策的结果。
尽管以事件为中心的报道，对提升那些很有可能被忽视的环境话题的公共意识有优势，然而它还是具有其消极性的一面。通过关注分散的事件而非事件发生的背景，媒体倾向于给予新闻消费者这样的印象：是个体或者不定的公司法人而非制度上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应该对这些事件负责（史密斯，1992；威尔金斯和佩特森，1990）。这尤其适用于环境大灾难。例如，在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件中，媒体就是根据所指称的约瑟夫·海兹勒伍德船长的酗酒问题来架构新闻故事，而非其他潜在重要的新闻视角，比如受海岸警卫队管辖的海上安全标准最近的降低，或者是石油工业在清除诸如威廉王子湾等地大面积石油泄漏能力上的不足（史密斯，1992）。科图（Cottle）（1993：122）将此描述为一种始终陷于新闻格式狭窄限定的趋向，它未能允许任何背景的解释以及任何来自外界、非官方声音的输入。
此外，与那些牵涉冗长而复杂的原因体系的框架相比，关于风险的故事更偏好于单因构架。因此斯宾塞（Spencer）和特里谢（Triche）（1994）发现，1988年夏季新奥尔良饮用水供应有毒污染物的增长几乎仅仅归因于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由于干旱条件而导致的密西西比河水位下降，而并没有把它归咎于低水位与城市上游化工厂长期排放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推测，这种单因架构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新闻报纸从业人员不愿意与几个重量级的制度角色纠缠在一起：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州政府官僚机构以及化学工业均是本次风险事件的责任实体。
科图进一步指出了模式化报道性质的新闻过程的又一特性，即公众的参与基本上只限于官方新闻来源。既然很少有记者能够理清那些卷入环境问题中的常常具有争议的科学的、技术的以及政治的主张，那么他们或者就干脆避开实质性的问题［聂尔金（Nelkin），1987］，或是不得不求助于有相关能力的新闻来源[4]来提供可信的以及就所发生事件可以轻易进行总结的提要大纲。
虽然这些“主要的界定者”被指仅仅来自于社会及政治精英阶层，但科图认为这并不必然是环境故事的实情。在分析了1991—1992年英国电视节目的样本后，科图发现多种不同的元素（例如科学家、外交官、地方官员以及政客、环境压力团体、个体公民）共同构成了主要的界定者。[5]
同时，科图宣称这“绝不是一个开放或机会平等的状态”，因为环境新闻明显依赖于一系列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一些来自于占主导地位的精英，而一些则来自他们的对立集团。
然而，安德森（1993b）提出了疑问：是否可能仅从内容分析推断出来源依赖的图式。通过访谈来补充内容分析，她发现进入新闻的容易程度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绿色和平和地球之友就有很好的通路进入英国国家媒体。然而之后，随着环境威胁让位于其他诸如经济衰退之类的议题，它们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困境。
在环境新闻报道近期发展的不同时点上，环境新闻报道也经历了萎缩的考验，因为它并不是很容易符合常规新闻产品的结构。都市日报新闻的组织安排通常部分地根据一些固定的“专线报道”（beats）——市政厅、劳资关系、犯罪、体育运动等等。舒恩菲（1980：458）引用一个记者的话，将经典的环境故事描绘为“商业的—医学的—科学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污染故事”。即使如此，编辑们和制片们也常常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有关环境的故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会有积极的一面，它使得个别环境记者时常被赋予比致力于新闻专线报道的同事们更多的活动余地，因为环境议题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是常常难于理解的［弗莱彻（Fletcher）和斯特尔布兰德（Stahlbrand），1992：183］。
小型报纸和广播新闻工作室不太可能利用专线报道，而是选择一个普通任务体系［弗里德曼（Friedman），1984：4］。然而，这也产生了其他的困难。尽管普通任务记者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虽然没有关于主题的背景和训练，他们也依然能够快速获取主题的充分知识，问题在于他们却几乎不能做出精深的报道。[6]而这恰恰是诸多环境故事所要求的。
基于对1988年黄石公园森林大火、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以及洛马普利塔“世界系列”地震等三次环境灾难新闻报道的完整分析，先前是摄影师和电影编辑的康拉德·史密斯指出了普通记者所经历的三种主要的困境：（1）他们仅仅将这些主要的大灾难概念化为仓库着火、火车脱轨等的更大规模的版本；（2）他们缺少结构自由因而无法超越显见的故事；（3）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专家以及评估他们相对的科学技术资格（1992：190）。
当环境主义首次于1969—1970年开始成为新闻故事时，许多日报建立了环境专线报道。[7]记者被从自然、户外消遣、科学等专线报道以及普通任务领域中征募出来。环境报道的容量有所上升，然而质量却不总是协调一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环境报道的新手似乎受到环境主义的实质与风格的双重困扰（舒恩菲等，1979）。1970年以后，环境作为一种议题开始消退，许多专线报道被封闭起来（弗里德曼，1983），尽管其中一些后来被再度启用（汉森，1991）。
环境报道的最后一个短期限制就是新闻编辑的角色和影响。由于要随时随地关注发行量或观众数量，编辑倾向于偏好那些以论争和冲突为特色的故事。于是，思想性常常让位于对轰动效应的追求。此外，编辑很可能对来自企业广告客户、强有力的既得利益支持者的外部压力颇为敏感。记者们对此都明白，他们时常会修改或者故意忽略那些牵涉环境不道德行为的重要故事（弗里德曼，1983）。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发生得颇为明显。在这些地方，当地的报纸记者因为不愿意违背时兴的“新兴都市”精神而不愿意报道周边核电站和核处理设施的问题［霍奇伯格（Hochberg），1980］。
环境新闻的长期限制与历史演进的新闻优先权，特别是与新闻“平衡性”与“客观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客观新闻的这两个支柱最先于19世纪作为大规模知识分子运动的一部分而产生。该运动追求科学的分离立场以及全文化的事实与价值的隔离［吉特林（Gitlin），1980：268］。即使会面临周期性的失效，新闻工作者今天依然视客观性与平衡性为他们职业的基石。[8]
就环境报道而言，客观性和平衡性意味着记者常常躲在科学的客观主义庇护之下，试图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读者，与力求转变公共意识的环境主义者保持距离（基林斯沃斯、帕默，1992：149）。记者因此将他们自己看作是中立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声音。而且只要当有关酸雨、全球变暖、生物技术等等科学证据足够有力和清楚时，他们才会乐意被争取过去。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就是很少有环境记者消息灵通到能够有效地评估证据的“科学立场”（弗里德曼，1983：25）。作为另一种选择，记者可能求助于传统的“平等时间”技巧。借此，不论是环境主义的主张提出者还是他们的对手都被采访，但却并不试图分别谁对谁错。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主义者要想使公众相信突发事件确实是一个问题变得相当困难。
博因（Boyne）（2003：35）认为在媒体分析风险和制造媒体自身形象品位的双重需要之间存在张力，常常是后者占优势。记者、编辑以及制作人放弃上述“怀疑”的姿态且拥有了“活动家”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实际上是在引导公共议程。然而有时，这也会导致相当的危害，尤其是在那些科学证据被夸大和曲解的地方。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手机“恐惧”事件中所发生的情况。
客观性的理想还意味着记者几乎不会用太过政治化的语言来表述环境故事的内容，而是选择代之以强调保育、公民责任以及消费主义的新闻构架。洛和莫里森（1984：80）更是辩争道，媒体环境报道的主要吸引力是环境议题可以用非党派的术语来描绘，它使得记者在保持平衡的政治姿态的同时可以颠覆性地培养环境抗议。
科图（1993：128）附和了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媒体会削弱公共领域的观点。媒体通过新闻棱镜折射环境，将诸如全球变暖等带有政治责任的故事转化成了那些眼前的、世俗家庭的以及普通消费者的休闲关心，例如，今年夏天海滩度假是否可能。